在馬來西亞聯邦首都吉隆坡，柏楊先生碰到了“安樂死”——可不是我惡貫滿盈，要禦駕崩殂啦，而是參加一項由《新生活報》主辦的“安樂死座談會”。座談會由該報主編韓愛璇女士主持，所到各路人馬，除了本地各層面人士外，還有來自香港的科幻小說家倪匡先生。這至少說明，馬來西亞中華人社會，已受到這個問題的壓力。在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一提起“死”，就醜態畢露，認為不吉祥不吉利，既跺腳而又吐唾沫。如今忽然要“安樂死”啦，簡直五雷轟頂，老套出籠，曰：“喪心病狂，道德淪亡。” 

　　倪匡先生是強烈支持安樂死的，他認為人有權利求生，就有權利求死，求生和求死的權利，都不可剝奪，不管你是宗教大師，或是馬路旁修摩托車的，都沒有資格插嘴。如果法律剝奪，就應修改法律。《馬來亞通報》專欄作家遊枝先生，也強烈支持安樂死，他認為有些病人家屬承擔不了沈重的醫生藥，病人本身也願意放棄醫治，同時醫生又沒有辦法起死回生，就應該結束這個絕望的生命。 
　　柏楊先生更強烈支持安樂死，除了照單全收，完全同意他們的見解外，另外還有一項理由，那就是安樂死是一種人道，是一種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菩薩心腸。還有五代十一國時代，閩帝國皇帝王延均先生，一病不起，眼看結帳。首都（福建省福州市）防衛司令官（皇城使）李仿先生，知道機不可失，就把王延均先生最寵信的尾巴之一李可殷先生殺掉。 
　　閩帝國宮廷，是中國最最使人作嘔的宮廷，集臟亂之大成——不是東西臟亂，而是人物臟亂。王延均先生的老婆，身為皇後的陳金鳳女士，跟李可殷先生通奸，而這位奸夫又拼命打李仿先生的小報告，李仿先生恨懼交加，就來一個先發制人。 
　　殺了皇後的姘頭兼皇帝的幸臣，問題可大啦，至少比殺一頭豬的問題大。王延均先生一氣之下，病竟好了一半（咦，他這時候如果一氣而死該多好），坐上金鑾寶殿，親自調查李可殷先生的死因。李仿先生一瞧，大事不好，索性一不做，二不休，集結他的部下，進攻皇宮。王延均先生擋抵不住，急忙躲到床底下。叛軍教他爬出來，他不爬出來，亂槍齊下，他陛下只好爬出來，渾身鮮血，滿布創洞，頭不成頭，臉不成臉，在地上翻滾衰號，要求超生。宮女們不忍他這般翻滾哀號，就照他脖子上一刀，人頭落地。 
　　我們介紹這故事，只是介紹他的結局，史書上曰：“閩主（王延均）聞變，匿於九龍帳下，亂兵刺之而出，閩主（王延均）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人生最大的痛苦是絕望的痛苦——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殺了皇帝，是滅九族的罪名，可是宮女們卻“絕之”，只不過“不忍其苦”的一念之慈。反對安樂死的朋友，如果處於宮女之境，不知道有啥反應，是也“絕之”乎？抑像剝皮的劊子手一樣，眼睜睜地看著他陛下“宛轉”到死乎？人性善惡，在此分野。 
　　三年之前，臺北一位美國籍青年魯塞爾先生，在一場嚴重的車禍後，身負重傷，他的家屬要求榮民總醫生拔掉氧氣管。於是社會上聖崽嘴臉像雨後狗屎苔一樣，紛紛出籠，齜牙說，人不應殺人，即令受本人和家屬委托，也是犯法，犯法就要入獄，沒啥可客氣的。榮民總醫院醫生老爺大吃一驚，趕快解釋說，魯塞爾先生送到醫院時已經死啦。魯塞爾先生送到醫院時是否真的已死，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拔掉氧氣管措施。柏老認為，拔掉氧氣管時，他閣下恐怕是還沒有死，如果已經斷了尊氣，醫生老爺自會拔掉，何用親屬要求乎也。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的，他已回生乏術，如果不拔掉氧氣管，他可能繼續活，但只是植物性地活，肉體雖然繼續成長，精神卻人事不知。 
　　王延均先生如果是古代安樂死的例證，魯塞爾先生則是近代安樂死的例證，說明安樂死是必要的，而且充滿了高度愛心。 
　　去年（一九八○）美國雕刻家喬羅曼女士，因害了砍殺爾，決定采取行動，先為自己的死亡寫了一篇報道，寄給《紐約時報》，然後擇定日期，和家人及少數知交，共進晚餐，餐桌上不完全是啜泣，還有爽朗的歡笑。然後她吻別她的女兒，同丈夫走進寢室，舒舒服服洗了個熱水澡，穿上她最喜歡的粉紅色睡衣，用香檳酒吞下大量安眠藥，與世長辭。我們真羨慕她，她成功地拒絕接受痛苦——癌癥末期，那種像服了武俠小說“挫骨散”似的挫骨痛苦。可是，洋大人之國也有道貌岸然之徒，有些醫生、宗教家，跟不少的社會大眾，因為沒有看見她在病床上骨瘦如柴、頭發全脫、牙齒掉盡、雙目無光、拼命喊“哎喲”的淒慘鏡頭，而大失所望，在惡毒的意識上，披上學術外衣，反對曰：“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尊嚴，自戕是對生命的不忠實。”嗚呼，正因為生命本身就是一種尊嚴，所以才用安樂死保持這種尊嚴，在屈辱的痛苦中，安樂死是唯一對生命忠實的手段。輾轉哀號三天三夜，直到力竭慘死，有啥尊嚴？有啥忠實？僵死一樣，一躺就是十年二十年，任憑擺布，有啥尊嚴？有啥忠實？連累親人家破人亡，老老少少蹲在街頭喊“老爺大奶賞口飯吃吧”，又有啥尊嚴？又有啥忠實？ 
　　記得發生在非洲的一件拓荒故事，一個白人資本家，被叛變他的當地工人捉住，要用人間最殘忍的刑罰——“船刑”——對付他，那就是要把他仰面朝天地四肢綁到船上，各種昆蟲，包括蒼繩、蚊子、蟑螂、壁虎等等，聞到他拉出的屎尿味道，如山如海地爬到他身上細嚼爛咽，大概要兩個星期之久，他那聲震四野的慘叫，才能停止。白人老板情急智生，宣稱他發明了一種奇藥，抹到脖子上，刀槍不入，如果饒他不死，他就獻出該寶。工頭龍心大悅，但用哈方法證明奇藥有效乎哉？白人老板自願用他的脖子做試驗，有效開釋，無效包退還洋。結果是咯嚓一聲，腦袋搬家，害得受騙的工頭，在他的部落裏，從此擡不起頭。這位白人老板一定十分兇惡，才惹起群眾的嚴厲報復，但他這種做法卻是極大的智慧，保持了人性的尊嚴，忠實了他的生命，蓋上帝給他生命，不是教他所它糟蹋到“船刑”上的也。 
　　柏楊先生曰：“沒有受過苦刑拷打的有福啦。”在座談會上，馬來亞大學堂學生老奶葉寧女士，她說不知道苦刑是啥。我老人家正在吸煙，當時就抓住她的玉臂，要燙她一燙，嚇得她又蹦又叫，幸虧被人拉開，才算沒上演拷掠節目，否則她當場對安樂死就會大徹大悟，頂禮供奉。人生苦到極致，唯一的安慰和盼望就是“絕之”。人類有權利拒絕痛苦，尤其有權利拒絕絕望的痛苦，這權利不容任何人假冒為善地去侵犯。 
　　痛苦不僅限於肉體，有時肉體雖沒有感覺，但痛苦更深。就在座談會上，我想到臺北的王曉民女士，她在一場車禍後，即昏迷不醒，由動物變成植物，由一個人變成一棵樹，而且是一棵倒下來的樹，迄今十八年矣，一直像一棵樹一樣被放到病床上，但她卻沒有真正地跟一棵樹一樣的安靜，身畔總得有人照顧，照顧她屎尿，照顧她吃飯——也就是餵她吃飯，給她洗澡、擦身、換衣服，還要不時地為她翻身。最近幾年來，王植物女士忽然生痰，更要每天二十四小時不斷地給他抽痰，稍微一遲，她就發燒，咬牙出聲，體溫升高，渾身抽筋。兄弟姐妹都先後離去，只剩下被拖累得筋疲力盡的父母，而父母又一年一年衰老，全家只靠老爹退休俸，半年約四萬元的微數（黃金不過一兩半），來維持早已典盡賣光，告貸無門的全家生計，日夜守養一個只會拉屎撒尿生疾的僵屍，卻束手無策。正是“流淚眼對流淚眼，斷腸人看斷腸人”，而淚已枯，而腸已碎。無數人嘆息說，這是一個悲劇。事實上，悲劇還在後面，一旦老爹老娘去世，世間又有誰接班伺候這個苦命的孩子耶？那些對“偉大母愛”的贊美，只是廉價的聲音，雖可以信，但不可以靠。不要說去世，就是二老病倒，又有誰為這苦命的孩子換尿布、端屎盆，或不停息地為她抽痰？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拯救她，那就是安樂死。讓她去吧，莊嚴地去吧，平安地去吧，她已忠實地履行了她的生命，責任已盡，她如有知，也不會這麼折磨自己，更不會這麼折磨她父母。 
　　馬來西亞中華人社會，已註意到安樂死的價值，中國人卻不敢面對，使此一慘絕人寰的現象，繼續十八年之久。嗟夫，在文明國家，雞鴨都不可倒提，而我們卻允許對人殘忍。古代還有宮女為受苦的人“絕之”，現代人卻袖手旁觀。我們不需要“畫皮人物”咬文嚼字，我們需要的是人道、人性的肅穆和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道德勇氣。

感謝、誤會、致歉、祝福——新馬港之行，我見我聞我思我寫之五

新馬港之行的時間雖短，卻再一次證明人生溫暖，尤其對於鐵窗十載的“歷盡滄桑一老頭”而言，簡直恍如隔世。在新馬兩國，我十分陌生，冒險而往，既沒有廟堂作家那樣，有官衙或社團周到安排，又沒有影星歌星身價，有經理人跟班老爺照應，完全是閉著眼睛猛闖。想不到受到熱情款待，使我有一種好像是當了匈牙利親王的感覺，驚喜交集，無限感謝。 
　　當初新加坡《南洋商報》和新加坡著作人協會邀請函來時，只是一份簡單的邀請函，啥都沒提。夫啥都沒提者，就是食宿自理，啥都不管。可是事到臨頭，總編輯莫理光先生以下，和實業家蔡民泉先生，在機場候至深夜相迎，又派專人專車。日夜相陪，並且立刻亮了底牌，全部都包，使我老人家天良發現，臉紅脖粗。蓋這趟觀光上國，同行的除了老妻外，還帶著兩位無法無天、正在大學堂念書的女兒，以及一位外柔內剛、頗不好惹的義妹。這不能怪我，他們若早講明全包就好啦，絕不敢像蝗蟲一樣，傾巢而出。在吉隆坡下機時，馬來亞《通報》、《南洋商報》和大馬作協諸友，在酷熱下已枯侯良久，互相自我介紹，如遇故人。之後《通報》各單位主持人老爺，同樣車輪相陪，包括乘直升機往返雲頂，乘班機往返檳城等等，也都全包。《通報》發行人周寶梅女士，為了敬老尊賢，還打開一瓶存了二百年之久的名酒，而我偏偏是個旱鱉，點滴不入，臨時急練既來不及，只好便宜了倪匡先生的尊肚，痛哉。到了香港，我的學生陳玉儀女士，也包了個徹底。我是一直進了跑馬場她的包廂，經過名人指點，才發現她竟是香港的巨富，有錢得要命。她那沒有英文字母的兩字車牌的車子，往酒店門口一停，上上下下就對我老人家瞪眼起敬，好不過癮。新馬朋友曾警告曰：“香港人情可跟新馬相差五千裏，比紙還薄。你可別一廂情願，認為會對你跟這裏一樣好。”事實證明那是一篙子打落一船人的說法。臨行時，陳玉儀女士送到機場，問曰：“老頭，你可記得二十五年前往事？”我緊張曰：“啥往事？”她曰：“那時我正窮困，你把香港稿費單寄來，教我代領，然後送給我。”嗚呼，“一飯千金酬漂母”，感人深矣。在港時參觀吾友何關根先生的香港煙草公司，他念我十年牢獄，家破人亡，惠贈一筆足以把我嚇得跳到桌子上的巨款，老妻吹大氣曰：“且聽奴家一言，我們在臺北過得滿闊的呀。”何關根先生曰：“文化人再闊，也闊不到哪裏去。”老妻曰：“這麼大的數目，不能接受，因為我們將來絕對無力回報。”何關根先生曰：“說這些話，徒浪費時間。”為了不浪費時間，我就趕忙搶過來裝進荷包，為此老妻頗有點瞧我不起的趨勢。 
　　此外，椎心感動的還有從未謀過面的讀者老爺和讀者老奶，那麼熱情相待。新加坡《南洋商報》舉辦的會場上，劉淑真女士為了瞧一眼柏老的長相，特地從海峽彼岸，越過國界趕來，可惜只跟她談了兩三分鐘的話，但心頭永記。吉隆坡大馬作協會場上，有些朋友遠從北方的怡保，乘飛機坐火車駕臨，會場擠不下，就在門外大叫大鬧，使我幾乎懷疑是一場幻夢。到檳城，完全為了“不去檳城等於白去馬來西亞”一句話，大馬作協主席北方北先登門堵住，捉往韓江講演。香港朋友對我同樣溫暖，但不縱容。金庸先生、董千裏先生、孫淡寧女士、張徹先生，對我有關贏政大帝的見解，就在金庸先生的盛大賜宴上，轟然大怒，群起圍剿，直到我回臺後，還紛紛在報上撰文跳高。《明報》大將陳非先生淩晨二時，破門而入，像審問囚犯似的采訪，也屬新聞界一奇。其他，蔣蕓女士細心為老妻治療背傷，孫寶玲女士教黃霑先生把我們老倆口押解到她的攝影社，拍下無數張儼然禦照。唐菁先生和李時蓉女士帶我千裏迢迢去青山道拜訪盲讀者楊偉枝先生——楊偉枝先生雙目失明，但他在點字書上讀到敝大作後，靠錄音帶交往多年。相見擁抱，一時激動，不知說什麼才好。趙雅芝女士和野火先生，更追到機場，殷殷惜別。只有倪匡先生，我們是在香港會合，一齊到新馬的，這位科幻大師，似乎跟我有仇，一路上他一直咬牙宣傳我月入大批銀子，說得多啦，連我自己忍不住信以為真，好不高興，可是回到臺北，債主紛紛臨門，悲哉。這次南行，除了參觀一下雲頂和古九龍城，可以說啥都沒有看見，只沈湎在歡欣鼓舞的友情之中。老妻雖沒有傾國傾城的貌，卻有多愁多病的身，竟累得萬疾俱發，最後她閣下還索性隆重撞車，百藥罔效，輪椅而歸。回臺北後，躺到地板上哼哼了三個月，差點被她教書的學堂趕出大門。只柏楊先生老當益壯，健步如飛，蓋心存感激，為了報答朋友們和讀者盛情，萬死不辭。 
　　可是，一路之上，仍然發生不少跳到黃河都難洗清的誤會，如果捂住嘴巴，不嚷嚷出來，就是進了棺材，也不瞑目。 
　　第一件事，關於新馬華文文學選集。我最初的意思是編纂新馬華文文學大系的，在我這個老腦筋裏，“大系”、“選集”，沒啥了不起差別，蓋“大系”也是選擇性的也。卻想不到引起軒然大彼，回臺北後不久，朋友把一些抨擊的報章，陸續寄來，不看尚可，一看之下，猶如五雷轟頂。蓋突然發現，我所面對的竟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想象力。其中刊在新加坡《民報》，由新加坡文藝研究會柏節先生寫的一篇文章，最殺氣騰騰。柏節先生曰：“柏楊是一個臺灣人，是一個外國人……竟然從天而降，擺出了名作家姿態，就想君臨新馬文壇，送你一個秋波。我們絕對不會承恩。”這可真是撞天冤枉，說我“君臨”新馬文壇，比說我“君臨”美利堅白宮，還要駭人聽聞。文化和友情的交流，沒有人會蠢到要人承恩，恰恰相反，因為引進新馬高水準華文作品到中國，如果必須承恩的話，應是中國承恩。柏節先生又曰：“柏楊如果不具有任何特殊的政治目的，那麼，他對這件事（對臺灣有利的作品才選），將以怎樣的態度來對待它呢？”嗚呼，我牢獄十載，孤寒一身，迄今仍朝不保夕，卻忽然把我提升到“特殊政治目的”層面，實在有點橫柴進竈。柏節先生又曰：“我們反對我國的文學大系由外國人編選……最多不過再一次地讓一批不了解我們的人，去胡鬧一番，強奸一番而已。充其量，讓他們有計劃、有目的為我們制造出幾個傾向臺灣，為臺灣人的利益努力的作家。”醬缸文化中泛政治思想，又冒出來啦，無論幹啥，都千方百計往上猛罩政治大帽。難道天下沒有純友情和純文化的行動乎哉？但更主要的是，柏節先生恐怕沒有想到，一旦新馬華文文學作品，在中國及世界發行，“制造”出來的，將是千千萬萬傾心新馬文學的的讀者。柏節先生又曰：“咱們不要這些外國人來分散、刺戳我們的作品。不要這些不了解我們的外國人來評鑒我們的心血結晶，有正義感的人一定要反對這項有企圖的工作。”連外國人“評鑒”的權利都企圖剝奪，似乎已超過範圍。任何一國人，包括新加坡人在內，如果要編一部或一萬部中國文學大系，或臺灣文學大系，我們絕不會認為他們在“分散”、“刺激”我們的作品，我們只會伸出熱情的雙手。最後，柏節先生祭出秘密武器，煽動政治幹預，呼籲新加坡共和國政府，“賢明的執政當局，及早采取行動，以維護國家文化主權不至被外國人所牽制，徹底杜絕黑色的文化毒手再一次伸向我們”。已經發展到借刀殺人矣，我們就無話可說。其他文章，比較緩和，但有一點意見是一致的，那就是，編“大系”不可以，編“選集”可以——現在我們已改為“選集”矣。一心一意“有計劃地”想借這部選集，使兩國文化界更和諧更親善，不料會是這樣開始，好在柏楊先生在災難中成長，不會為這些誤會而心灰意冷，相信只要有真情，心靈終必融化為一。 
　　第二件事是，回到臺北之後不久，馬來亞《通報》朋友寄來一份檳城的《華商報》，怒筆眉批曰：“老頭，你可要說個清楚，莫教我們背黑鍋。”蓋《華商報》頭條特號大字標題，且圍上死人訃聞專用的黑框，赫然曰：“柏楊在馬被綁架”。身為肉票的我，不禁大駭。好在副題輕松：“《通報》要占為己有”，“文化界大吐苦水”，其中一段曰：“馬來亞《通報》安排……柏楊來到吉隆坡，竟然占為己有，當作私人財產。大馬電視臺原本想安排上電視，作為一項討論錄影，派人去跟《通報》接洽，結果吃了閉門羹，因為《通報》不肯放人。……大馬華人文化協會也本來也打算設一個午宴招待柏楊，順便邀請他舉行一項座談會，也告知難而退。大馬作協的一個午餐會……《通報》負責人竟然強拉了柏楊上雲頂賭場，弄到諸理事自己招待自己。許多記者或讀者到處找柏楊，始終找不到。”自動招認的是，《通報》並沒有硬拉我上雲頂，而是二位可怕的女兒鬧著要上雲頂，二老只好奉陪。怪不得雲頂回來後，《通報》社長周寶源先生向我怒目而視。當時流言已起，而我固不知也。 
　　謹在這裏致萬分歉意，向《通報》朋友，向電視臺朋友，向大馬文協作協朋友，向記者和讀者老爺老奶，請求原諒，柏老絕非膨脹動物。想不到同樣誤會，在香港又爆發一次。香港筆會設宴那到，柏老沒有光臨，群賢大氣，立刻再度發生檢查尾巴，看看大了沒有的危機，誠罪該萬死。但責任要由筆會秘書藍海文先生來負，因當天跟另一項早已約好的聚會沖突，到港前就陳情在案矣，而他比我還要貴人多忘。不過要打屁股的話，還是打我的屁股，由我哎喲，萬方有錯，錯在老頭。筆會第二次設宴，我可是狂奔而往的，希望能贖罪於萬一。 
　　新馬港之行，來去匆匆，各地朋友和讀者，永不會知道他們的友情和愛護，對我是多麼重要，使我認識到一個平凡的作家，竟會受到這麼深摯的關切，覺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情如青山，借此一角，寄上無限的感謝和無限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