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時，英國查理王子前往美國訪問，在白宮裏跟美國總統裏根先生促膝談馬，電視上還看到有位老奶向他閣下行宮廷屈膝禮鏡頭，實在過癮。可是，柏楊先生卻憂心忡仲，唯恐殿下老爺冒出一句，說他是來“宣慰旅美僑胞”的，那就糟啦。他雖然始終沒有說出這句話，但我老人家仍然忍不住打電話到倫敦，給在那裏大學堂當教習的張國龍先生，問問英國報紙上可有這種節目，是他夫人徐慎淑女士接的，大駭曰：“老頭，你可是剛搶了銀行，錢撐著啦。”倒不是錢撐著啦，而是漿糊撐著啦。假使查理先生不是英國王子，而是中國王子，報上“宣慰僑胞”的文章，準大雨傾盆，你敢跟我賭一塊錢乎哉？可惜英吉利非禮義之邦，竟不知道“宣慰”一下他們“僑胞”在美利堅的“僑胞”，惜哉。 

　　孫中山先生曾曰：“華僑是革命之母。”二十世紀三○年代之前，他們確實是華僑，因為他們是中國國籍，手拿中國護照。可是四○年代之後，東南亞各國紛紛獨立，像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還經過大小百余血戰，才把自封為主子的荷蘭朋友趕出大門。華僑遂逐漸地變成華人，成為新興獨立國家的公民，不再是流落天涯地角的中國遊子，而是嫁出去的中國兒女矣。女兒在夫家——那塊美麗的國土上，生根開花，茁壯結實，繼續繁衍中華民族的苗裔。身在中國的兄弟姐妹，不應該再猛嚷她可只是暫時在那裏歇歇腳的呀。那不是待女兒之道，而是待敵人之道，只有對敵人這麼用盡心機，去努力拆散他們的家庭。 
　　海外的華僑和華人，對娘家的貢獻，太多太巨。可是當他們需要娘家照顧的時候，娘家卻只能搓著雙手，不著邊際地信口開河，教他們稍安勿躁，等咱們強了再說。有時候還厚著臉皮，要他們再繼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一些靠色相的演員老爺老奶，以及一些會畫兩筆的朋友，更千方百計前往獻寶淘金。中華人不得不應付，於是一個個腦滿腸肥，滿載而歸。這些臭男女不但不感激零涕，反而洋洋得意地搖著舌頭宣稱，他們是去“宣慰僑胞”的呀。遇到來中華觀光的華人，大官小吏一有機會，就板起鴨子屁股面孔，訓勉他們回到“僑居地”幹啥幹啥。查理王子如果聽說世界上有些奇觀，恐怕真要後悔不疊沒有跟進亮相。 
　　柏楊先生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時間很短，卻模糊地有個印象，每位中華人心裏似乎都埋藏著一種隱憂。誇大地說，心裏似乎都有一種不安全的恐懼感。中國的強大是他們最大的盼望，可是中國人被醬得太久，偏偏一時強大不起來，這是一個難解的困惑和一個沈重的打擊。我們身在中國的兄弟姐妹，再忍心把他們推到進退維谷的“僑胞”、“僑居地”之境，未免不當人子。 
　　這種隱憂——不安全，甚至恐懼——可不是神經衰弱、多愁善感，而是從熱淚中成長的。中國之外，世界上唯一的以中華語文授課的南洋大學堂，被悄悄地取銷，以及印尼不準華文書刊進口，就是兩響使華人顫栗的鐘聲。已故的英國殖民地官員巴素先生，曾嘆息曰：“當一個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真是一場苦難。”現在二十世紀已快打烊，我們還是同樣嘆息曰：“當一個二十世紀的中華人（Chinese），真是一場苦難。”前途布滿荊棘，中華人像一個娘家無權無勢，而又受盡公婆妯娌白眼的小媳婦，有說不盡的委屈悲憤。 
　　沒有人知道這種委屈悲憤的心情繼續發展下去，結局是福是禍。柏楊先生在馬來西亞聯邦首都吉隆坡和第二大城檳城，各有一次講演，都提出同一的建議，那就是，不要抱怨。這可不是沖涼水澡的人勸屁股坐在火爐上的人不要抱怨，而是同受煎熬的患難朋友，互相勉勵。我們除了看現象外，應該更深入地研究造成這現象的原因。兩個星期前，一位學生老爺光臨柏府，請我老人家指示機宜。蓋他的女朋友跟走觀燈一樣，一個月就換一個。我曰：“你這麼換法，不怕累呀。”他哭喪臉曰：“不是我換她們，而是她們換我。尤其姍姍，老頭，你見過的呀，我那麼愛她，也只維持了三個月，就另行高就。”接著把一群老奶攻擊得連個蚌殼都不值。嗚呼，要教別人愛自己，必須自己先可愛，同樣地，要教別人尊敬自己，也必須自己先值得尊敬。我要他先莫怒發沖冠，仔細想想自己為啥落到如此地步。只一味砸鏡子兼罵大街，不能改變容貌，改變容貌必須心裏先改變才行。學生老爺的性格古怪得像一頭吃了癲癇藥的毛驢，不要說老奶不愛他，連我這個老頭也不愛他。中華人對其他民族受到特別保護，當然感到屈辱和不公平。但只抱怨，並不能改變事實，反而有換來更屈辱更不公平的可能性。事實上，不必把保護的功能估計過高，尤其是畸形的保護，會喪失競爭能力，那並不絕對是福，歷史上這種事情多得裝滿兩架波音七○七飛機。 
　　去年（一九八○）夏天，柏楊先生在臺北跟一位前來臺灣冒險的丹麥女大學生相遇——相遇並不是一老一少如火如荼地愛上啦，而是在她身上得到啟示。她曰：“你們中國青年真有福氣呀。”我一聽就生氣曰：“老奶，誰不知道北歐國家社會福利好得要命，吃我們豆腐幹啥？莫非得了油嘴滑舌毛病，可要介紹個針炙醫生？”她曰：“你說的不錯，我們國家福利好，比你們好百倍以上，即令失業，失業金也足夠過你們這裏中等家庭的生活水準。但也正因為如此，還有誰肯當傻瓜，咬牙瞪眼地幹活乎哉？你們青年面臨著無窮盡的挑戰，有他們奮鬥的目標。大多數丹麥青年前程都已被國家安排好，註定了的。而大多數中國青年前程都是未知數，經過遍體鱗傷之後，可能震撼世界。” 
　　嗟夫，中華人的不安全恐懼感，不應是環境艱難，或得不到保護，而應是少數中華人自己不爭氣——不團結，不認錯，不自尊。所以中華人應以更開放的心靈去愛，愛同血緣同語文的中華人，愛自己所屬的國家，愛共同生活的同一土地上的其他民族，包括馬來人和泰米爾人。隨便舉一件事，作為例證，中華人尊腦裏仍頑強地保留著“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古老觀念，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既然愛你所屬的國家，就應該保衛所屬的國家。中華人一天不能榮耀地參加武裝部隊，就不能證明他的效忠，永不能受人尊敬，蓋沒有一個地方喜歡只享受權力而肯盡義務的人。 
　　一位在歐洲住了二十年，又國美國住了二十年的老友，曾捶胸曰：“中國人到哪裏都是中國人。”這話貶多於褒，含意沈痛。不知道貴閣下註意到沒有，一個日本人是一個呆瓜，兩個日本人是一個聯盟，三個日本人就會成為一個強大兵團。而一個中國人卻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動物（君不見，中國留學生在洋大人學堂裏，總是獨占鰲頭）。兩個中國人就不行啦，成了雙頭馬車，你要走獨木橋，他偏走陽關道。三個中國人在一起更糟，立刻就成了是非炎地，感情用事，拼命窩裏鬥。咦，這才是中華人的真正危機。這種危機如果消失——不要說消失啦，僅只在程度上減輕一半，外在的任何危機，都不過只是一種激勵，一種向更美好景地躍進的跳板。 
　　一連五篇，都在談中國人和中華人，似乎下定決心——醬缸文化用語是“別有居心”——把新加坡共和國和馬來西亞聯邦的中華人，跟中國人之間，一斧劈開，劈得越遠越好。有這種想法的朋友，一定吃了太多的大蒜。新加坡《南洋商報》主編杜南發先生，告訴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去探望被安置在某一個國家海濱的越南逃亡難民營，隔著一條鐵絲網，兵老爺手執刀槍劍戟，在那裏把守兼兩邊吆喝：一邊吆喝杜南發先生，一邊吆喝難民，不準他們接近鐵絲網談話。一位中年婦人帶著女兒，蹲在沙灘上，在那裏寫字，杜南發先生定睛細看，只見反復寫的是“中國人”、“中國人”。眺望未畢，婦人和女兒就被營區官員驅走。這故事使我們肝腸寸斷，但也說明，中華人分散到各個角落，所屬的國家不同，遭遇的命運不同，可是，血濃於水，言語濃於血，中華民族的心，卻永遠結合在一起，靈犀相通，密不可分。白居易先生詩曰：“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廖落幹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吊影分為千裏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正是全世界中華人（包括中國人）心情。我們要做的是，怎麼化傷感為喜悅。希望新加坡共和國、馬來西亞聯邦，跟中國的關系，像美利堅跟英國的關系一樣，骨肉情深，相依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