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有一種好處，會有人來請教什麽什麽之類的經驗之談。一個老庶務善於揩油，一個老裁縫善於偷布，一個老官僚善於刮刷，一個老政客善於弄鬼作怪，這些都是新手所欽佩所不得不請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學請了許多學者專家講什麽讀書方法讀書經驗，後來還出一本專集。我約略翻過一下，只記得還是“多讀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懶得翻下去。現在輪到我來談什麽讀書的經驗，悔當年不到某中學去聽講，又不把專集仔細看一看；提起筆來，覺得實在沒有話可說。

記得四歲時，先父就叫我讀書。從《大學》、《中庸》讀起，一直讀到《綱鑒易知錄》，《近思錄》；《詩經》統背過九次，《禮記》、《左傳》念過兩遍，只有《爾雅》只念過一遍。要說讀經可以救國的話，我該是救國誌士的老前輩了。那時候，讀經的人並不算少，仍無補於滿清的危亡，終於做勝朝的遺民。先父大概也是維新黨，光緒三十二年就辦起小學來了；雖說小學裏有讀經的科目，我讀完了《近思錄》，就讀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高等小學圖文教科書》；我仿讀史的成例，用紅筆把那部教科書從頭圈到底，以示傾倒愛慕的熱忱，還換了先父一頓重手心。我的表弟在一只大櫃上讀《看圖識字》，那上面有彩色圖畫；趁先父不在的時候，我就搶過來看。不讀經而愛圈教科書，不圈教科書而搶看圖識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亢虎的“讀經”“存文”義法看來，大清國是這樣給我們亡了的；我一想起，總覺得有些歉然，所以宣統復辟，我也頗贊成。

先父時常叫我讀《近思錄》，《近思錄》對於他很多不利之處。他平常讀《四書》，只是用朱註，《近思錄》上有周敦頤、張載、邵雍、程明道、程伊川種種不同的說法，他不能解釋為什麽同是賢人的話，有那樣的不大同；最疑難的，明道和伊川兄弟倆也那樣不大同，不知偏向那一面為是。我現在回想起來，有些地方他是說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覺得很驚訝：我從《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說嶽飛跋扈不馴的記載，他不知道怎樣說才好，既不便說朱子說錯，又不便失敬嶽武穆，只能含糊了事。有一年，他從杭州買了《王陽明全集》回來，那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陽明把朱熹駁得體無完膚，把朱熹的集註統翻過身來，誰是誰非，實在無法下判斷。翻看的書愈多，疑問之處愈多，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已經不大信任朱老夫子了。

我的姑夫陳洪範，他是以善於幻想善於口辯為人們所愛好，亦以此為人們所嘲笑，說他是“白痞”。他告訴我們：“堯舜未必有其人，都是孔子、孟子造出來的。”他說得頭頭是道，我們很愛聽；第二天，我特地去問他，他卻又改口否認了。我的另一位同學，姓朱的；他說他的祖先朱××於太平天國亂事初起時，在廣西做知縣；“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還告訴我許多胥吏捏造人證物證的故事。姑夫雖否認孔孟捏造堯舜的話，我卻有點相信。

我帶著一肚子疑問到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去讀書，從單個庵師研究一點考證學。我才明白不獨朱熹說錯，王陽明也說錯；不獨明道和伊川之間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與中年本亦有不同；不獨宋人的說法紛歧百出，漢、魏、晉、唐多代亦紛紜萬狀；一部經書，可以打不清的官司。本來想歸依樸學，定於一尊，而吳、皖之學又有不同，段、王之學亦出入；即是一個極小的問題，也不能依違兩可，非以批判的態度，便無從接受前人的意見的。姑夫所幻設的孔、孟捏造堯、舜的論議，從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找到有力的證據，而嶽武穆跋扈不馴的史實，在馬端臨《文獻通考》得了確證。這才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為斷，其襲取者多謬，而不謬者反在其所棄。”（戴東原語）信古總要上當的。單師不庵讀書之博，見聞之廣，記憶力之強，足夠使我們佩服；他所指示正統派的考證方法和精神，也幫助解決了不少疑難。我對於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滅期畢竟到來了。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社會思潮，使我們厭倦於瑣碎的考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帶來實證主義的方法，人生問題、社會問題的討論，帶來廣大的研究對象，文學哲學社會……的名著翻譯，帶來新鮮的學術空氣，人人熾燃著知識欲，人人向往於西洋文明。在整理國故方面，梁啟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顧頡剛的古史討論，也把從前康有為手中帶浪漫氣氛的今文學，變成切切實實的新考證學。我們那位姓陳的姑夫，他的幻想不獨有康有為證明於前，顧頡剛又定讞於後了。這樣，我對於索所尊敬的單不庵師也頗有點懷疑起來。甚而對於戴東原的信仰也大大動搖，漸漸和章實齋相近了。我和單不庵師第二次相處於西湖省立圖書館（民國十六年），這一相處，使我對於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樣的淵博，卻又那樣地沒有一點自己的見解；讀的書很多，從來理不成一個系統。他是和鶴見輔所舉的亞克敦卿一樣，“螞蟻一般勤劬的學殖，有了那樣的教養，度著那麽具有余裕的生活，卻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雖從他的講義錄裏，也不能尋比一個創見來。他的生涯中，是缺少著人類最上的力的那創造力的。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樣，吸收了知識，卻並一泓清泉，也不能噴到地上面來”。省立圖書館中還有一位同事——嘉興陸仲襄先生也是這樣的。這可以說是上一代那些讀古書的人的共同悲哀。

我有點佩服德國大哲人康德（Ｋｕｎｔ），他能那樣的看了一種書，接受了一個人的見解，又立刻能把那人那書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遠不把別人的思想磚頭在自己的周圍砌起墻頭來。那樣博學，又能那樣構成自己的哲學體系，真是難能可貴的。

我讀了三十年，實在沒有什麽經驗可說。若非說不可，那只能這樣：

第一，時時懷疑古人和古書，

第二，有膽量背叛自己的父師，

第三，組織自我的思想系統。

若要我對青年們說一句經驗之談，也只能這樣：“愛惜精神，莫讀古書！”

【點評】

曹聚仁（１９００—１９７２），號聽濤，浦江（今蘭溪）人。學者、作家、報界名流。１９１５—１９２１年在一師求學，師承樸學家單不廠等，曾任學生自治會主席，主編《錢江評論》。畢業後整理、出版章太炎的《國學概論》。九一八事變前夕創辦《濤聲》周刊力主抗日，七七事變後任戰地記者，後歷任《前線日報》、《正氣日報》總編輯，香港《星島日報》主筆，新加坡《南洋商報》駐港特派記者。晚年數度往返京港，致力於統一大業。１９７２年病逝於澳門。著有《魯迅評傳》、《萬裏行記》、《文壇五十年》、《我與我的世界》、《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等。

《我的讀書經驗》：幼時讀書多是儒家經典，但是隨著閱讀量的增加卻發現很多著作中的觀點和理論有一些矛盾甚至相悖的地方，使曹聚仁先生開始對歷史、聖賢產生了一些疑問，漸漸地養成了學習知識的同時自己進行思考的習慣。對於書中的觀點要有自己的判斷，學習就會在不斷地懷疑—思考—求證的過程中取得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