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一帶一路”建設,需要什麼樣的中國智庫

2015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和商務部三大部門經國務院授權,共同發布“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白皮書,這標誌著“一帶一路”建設正式進入實施階段,這一國際合作倡議如何能真正“落地”成為各方關注焦點。

扯開嗓子喊不如掄起袖子幹,時至今日,對於“一帶一路”這個既定大項目,需要超越簡單的褒貶、超越宏大敘事,多琢磨些項目推進的“痛點”,多想些解決問題的實招兒,盡力把這件很難做好的事情做好。

應對軟約束、軟遏制

在中國政府的大力推動之下,“一帶一路”業已成為理解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關鍵詞,成為觀察中國內政外交深刻變革的一個窗口。較之以往的對外經濟合作,“一帶一路”建設不僅僅是為了多簽些合同、多做點生意,也不是簡單地加大對外開放,不是簡單地搞些“油氣管線外交”,更不是要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或國際秩序。它的要義在於“整合”與“提升”:整合各國發展的動力、強化自主發展的韌性、更新“現代化”的理念,努力形成一系列能適應中國內外環境新變化、新趨勢的創新性思路和做法,促動中國國內的相應變革,包括強化政府提供(海外)公共服務的能力。

“一帶一路”建設,當然有其安全方面的關切和要素,但應避免將一個主要著眼於國際發展的外交倡議過度“地緣政治化”“安全化”。美國2011年提出的“新絲綢之路”計劃,帶有使中亞國家“南望”、“南下”進而擺脫俄羅斯影響力的用意,這也直接削弱了該計劃的可行性,這是中國需要汲取的教訓。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初期,中國還是應聚焦如何最大程度地扮演好地緣經濟的角色。

“一帶一路”建設,需要“統著看、分著幹”,既要有適當的頂層設計整體戰略框架,也要直面其多元化、分散化甚而是碎片化的特點,不貪大求全,不好大喜功,要有“在商言商”的分寸感,不要高估中國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資源和能力。與此同時,要看到通過“一帶一路”,可帶動解決很多困擾中國外交和對外經濟合作的長期性難題,比如中國對西部鄰國的外交投入不足、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產業合作的能力不強、中國民間組織的在國外開展活動的本領不夠,等等。

“一帶一路”的這種帶動性作用,還體現在幫助重塑國人的“世界觀”和中國的國家屬性,使中國人的眼睛不再僅盯著美國和歐洲,而是將目光投向更廣闊的發展中國家世界,並認識到中國不僅是一個居於歐亞大陸東部的陸權力量,它也需要擁抱海洋、走向“深藍”。

也就是說,千萬別把“一帶一路”看小了、看窄了,如果只是想用它來圈地圈錢爭資源,而不是將其作為全方位提升自身競爭力的契機,就太過狹隘了。“一帶一路”力求實現的,不僅是設施、貨幣、貿易方面的硬聯通,也尤為重視“政策溝通”和“人心相通”,而這兩個“通”實際上是互聯互通之下的軟聯通,所要克服的正是中國行為體在海外擴展“足跡”時不斷遭遇的軟約束、軟遏制。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遇到的大多是商業風險、經濟風險和法律風險,而伴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這些企業會更多遭遇政治風險、社會風險,甚至是文化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多處於敏感復雜的轉型階段,內部政爭、族群矛盾、教派沖突、跨境安全威脅等問題比比皆是,對於大多數中國企業,想要搞明白這些問題都相當困難,更何況還要想辦法去應對。

換言之,“一帶一路”的建設,必須高度重視國際經濟合作的軟環境優化問題,切實為中國企業“走出去”、“走進去”、“走上去”以及(必要時候)“走回來”保駕護航。可以說,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軟環境優化問題正成為一項硬任務,也是一根難啃的硬骨頭,而這在很大程度上關乎中國智庫的使命擔當。

有特色才有活路

中國智庫“多而不強、有庫少智”的問題已經為很多人所詬病,“一帶一路”建設應當有助於這一問題的解決,而不是反過來使其加劇。

目前,很多高校和地方都成立了冠以“絲綢之路”的專門研究機構,然而基本上都還是“空殼子”、“虛體機構”。我們真的需要那麼多大而無當、包打天下的“絲路研究院”嗎?並且,很多這類機構到國外去宣講“一帶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復勞動。波蘭一家智庫負責人近期就抱怨說,一個月接待了來自中國的9批智庫代表團,都是來宣講“一帶一路”,可聽來聽去,也聽不出什麼門道;每個代表團都大談合作,可又都說不出具體要合作些啥。

“一帶一路”建設不應成為制造“智庫泡沫”的助推器,智庫要想搭乘“一帶一路”的快車,就必須踏踏實實地對接需求、突出特色。不需要再對“絲綢之路”進行泛泛的研究,而是應將任務分解、重心下移,采取“模塊化”的方式確定研究議程。“一帶一路”能否順利落地,說到底,還是對中國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一種能力測試,它可以分解為很多相互關聯的“能力模塊”,比如企業實施“公司外交”的能力、民間組織與東道國社會的接觸能力等。在中國智庫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要特別註重智庫的特色型發展,有特色才有活力,有特色才有活路。

除了特色型發展,中國智庫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還要努力完成一種轉型,即成為兼具研究、倡議、行動能力的新型智庫,改變過去那種只滿足於紙上談兵而不注重實際政策影響力、對策建議也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具體而言,智庫需要求實、求新、求聲音、求人才,才能在“一帶一路”所帶動的智庫競爭浪潮中行穩致遠。

第一是求實,要與政府職能部門和在一線奮戰的中國企業做好深度對接,找準“痛點”,整理出有實際意義的“問題清單”,使研究議程的設定更加有的放矢,同時借此確保研究產品和服務“適銷對路”。也需要掌握好其他智庫的研究動態,不做無謂的重復勞動,不開議題雷同的研討會,不辦沒有特色的刊物,不搞空對空。

第二是求新,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模式上進行更新升級,不能滿足於“手工作坊式的”研究,要探索區域和國別問題研究的新路徑,也要善於運用大數據等新的研究工具。比如,利用大數據手段,及時監測東道國的民意變化,尤其是社交網絡上涉及“一帶一路”的民意熱點,把傳統的“大輿情”分析進行改造、細化,多做針對具體項目、針對具體領域、針對具體人群的民意調查。

第三是求聲音,智庫除了建言獻策,還要注重強化“戰略傳播”或曰“造勢”的功能,不能只是在中國國內講得熱火朝天,必須想辦法在東道國講好“一帶一路”的故事,而這裏的“好”是副詞不是形容詞,不能只講“好事”或是只揀好聽的講,也得講清楚中國方面的難處。如果中國智庫的聲音能夠在當地入耳入心,甚至對當地政府的決策產生影響,那才算真有本事。

最後是求人才,“一帶一路”智庫建設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少合格的區域和國別問題研究人才。唯有滿足以下四個標準才能算作合格,一是精通當地語言;二是在當地做過長期的田野調查;三是在當地有較好的人脈關系;四是有一定的政策意識。可采取政府、企業、民間組織和智庫“四位一體”培養這類人才的模式,使他們用好“小旋轉門”,有值得全心投入的職業發展前景。此外,還要思考如何用好國外人才資源,構建國外人才網絡,為中國智庫的研究和公共外交工作提供助力。來源:澎湃新聞網,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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