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既是中國新一輪對外開放的前沿，也是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革命。貧困滋生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只有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化，亞洲大陸才能實現真正的和平與繁榮。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也會外溢到周邊乃至全球，“一帶一路”就是中國發展紅利向外擴散的通道。於中國而言，“一帶一路”是中國產業升級與轉型的市場，於沿線國家而言，這是承接產業轉移、實現工業化的契機。中國倡導的互聯互通戰略無疑會助推歐亞大陸形成一個開放、透明、包容的市場體系，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完成產業的轉移、培植與重構，在歐亞大陸形成新的產業結構。可以說，“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會帶來歐亞大陸的一場產業洗牌。

中國版“馬歇爾計劃”？

2013年9月和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尼提出建立“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2014年11月APEC峰會召開之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落地，標誌著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從倡議變成了行動。中國的戰略意誌和行動是“一帶一路”的主心骨，這一戰略一出臺就被很多媒體打上了“馬歇爾計劃”的標簽，認為這是馬歇爾計劃的中國版。但仔細比對會發現，兩者之間有著根本的不同，馬歇爾計劃是冷戰背景下美國扶持歐洲的戰略行動，是冷戰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明確的對手，那就是蘇聯。

馬歇爾計劃是戰後經濟秩序安排（布雷頓森林體系）與杜魯門主義的一次嘗試。馬歇爾計劃實施之後，杜魯門主義就不再是一句空話，喬治·凱南提出的遏制戰略也有了施展的空間，對蘇聯擴張的任何一點進行抵制。此外，馬歇爾計劃之後，布雷頓森林體系其實已分裂為兩個體系，蘇聯及東歐附庸國並沒有參與其中，美國的經濟勢力並沒有延伸到社會主義國家，此後，世界形成了兩個平行市場。可以說，馬歇爾計劃是經濟冷戰的開始。當然，馬歇爾計劃的實施確實消化了美國在戰後的剩余產能，也推動了美元的國際化，但馬歇爾計劃背後的政治考量是主要動力所在。另外，在冷戰的緊張氣氛下，美歐聯手打造大西洋共同體更具有迫切性，馬歇爾計劃更多的是歐洲的請求，有強烈的安全訴求。

“一帶一路”的實施與馬歇爾計劃在邏輯上有很大的差異。首先，“一帶一路”的實施是在和平與發展的大環境下提出的，中國與沿線國家的合作並沒有共同的威脅（敵人），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帶一路”戰略主要是經濟發展層面而不是安全層面的，沿線國家能夠接受“一帶一路”，主要是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紅利，而不是獲得安全保障。當然，隨著貿易、投資關系的熱絡，安全合作也是題中之義，但“一帶一路”並非安全驅動，安全合作毋寧說是經濟合作的副產品。其次，沿線國家的發展水平不一，而且多數為發展中國家或者不發達國家，與二戰後的歐洲有很大的區別，雖然歐洲在戰後陷入經濟困境，但是基本的市場經濟制度、人才資源、技術實力還具備，為了配合馬歇爾計劃的實施，歐洲成立了經濟合作組織，也就是說，美國是與一個團結起來的歐洲進行合作。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正如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時所闡述的，是要打造“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為內涵的五通工程。二戰後的歐洲需要的是食物、燃料等生活必需品，而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的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條件，如鐵路、公路、電信、電網等，中國向沿線國家輸出的是基礎設施，對所在國家的經濟推動力更大。

馬歇爾計劃與“一帶一路”戰略在邏輯上有著根本的不同，但在具體實施的細節和技巧上可以借鑒，更加透明、開放的合作形式，有利於建立互信，讓民間資本、企業參與其中也可以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培育有效運轉的市場。

“一帶一路”的“三環結構”

“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新的對外開放體系的建構，至少包括三個層面：國內沿線省市的開放與發展；中國周邊國家的開放合作體系；以及包括中東、歐洲在內的大周邊合作體系，可以說是三環相扣的開放經濟體系。三環之間的貫通與互動關系到“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歸根結底，需要打破三環之間的界限，構建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

“一帶一路”是基於中國之上的多邊合作戰略，國內省市是具體的執行者和落實者，在“一帶一路”戰略推出後，沿線省市都在積極“卡位”，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例，沿線省市積極爭取“名分”，比如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絲綢之路經濟帶黃金段、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支點、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等等，毫無疑問，“一帶一路”成為國內區域發展的概念股，受到追捧，但是在概念熱的背後缺少精準的定位。“一帶一路”既是國內區域經濟發展的新藍圖，更是三環開放體系的關鍵一環。

“一帶一路”是中國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一環，並不僅僅是沿線省市的專利，也不是西部大開放的再版，而是構建中國產業、資本、商品走出去的戰略通道。如果產業雷同、定位相似，概念上的創新並不能真正充實“一帶一路”的內涵。“一帶一路”首先需要構建國內統一大市場，形成更加合理的產業布局，不只是依靠大項目、優惠政策，而是要發揮各自地區的優勢，在“一帶一路”的三環體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為了統籌國內這一環，需要制定更加可行的發展戰略，既要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又要避免同質化競爭帶來的內耗。

於中國經濟而言，“一帶一路”是中國經濟提質增效的關鍵一環。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經濟到了模式轉換的關鍵時刻，從貿易國家向金融國家轉型。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實現了中國勞動力、資源與國際市場的對接，也使中國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貨物貿易國家，120多個國家和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國際需求不振，中國多個產業出現了產能過剩，而依靠內需又無法消化這些過剩產能，因此需要在外部尋找新的市場空間，轉移過剩產能，同時為產業的轉型與升級提供騰挪空間。

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也具有可傳播性，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減少貿易和交流的成本，構建一個開放的市場體系。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未來亞洲地區需要8萬億美元的基建投入，這反映了亞洲經濟發展的巨大的短板就是基礎設施短缺。印度、印尼等亞洲經濟發展較快的國家都出臺了規模巨大的基建計劃。亞洲國家經濟發展的需求和短板正好可以與中國過剩的產能相對接，這是一個雙贏的過程。中國基建產業可以在亞洲8萬億美元的市場中尋找到新的發展機遇，而這些國家的基建水平提升之後，也可以更方便地進入國際市場。

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出現了中國周期，中國不僅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中國的需求對大宗商品價格影響頗大，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也從中國制造變成了中國市場，從出口向進口轉移。不僅中國希望國際市場對中國開放，中國市場的開放性、完備性也對其他國家有重要的影響。“一帶一路”的戰略必然推動中國與周邊國家市場的一體化，中國向這些國家開放市場，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提供助力。除了中國與東盟要打造鉆石十年、建立自貿區的升級版之外，還有正在規劃中的各種經濟走廊，比如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中蒙俄經濟走廊等等，這些經濟走廊是中國國內經濟開放體系的外延，尤其是基礎設施。中國已經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鐵網絡，高鐵之於歐亞大陸的意義不亞於馬鐙之於草原時代，會帶來一場陸上交通的革命。眾所周知，馬鐙確立了遊牧民族對草原的掌控，帆船使海權國家更勝一籌，而鐵路網絡又賦予了陸上國家活力，高鐵將引領陸上交通進入新時代。歐亞大陸的腹心地帶也因此可以扮演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紐帶的角色。中國與俄羅斯、泰國等簽署了高鐵建設協議，以高鐵為代表的基建產業是“一帶一路”的“骨骼”，貿易、資本、人文交流使這個網絡更加血肉豐滿。

“一帶一路”的最外環包括歐洲經濟圈和太平洋地區，實現亞太經濟圈和歐洲經濟圈的互聯互通。2014年年末，習近平主席訪問南太平洋島國，多個國家表示支持中國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印尼、新西蘭也加入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的邊界逐漸廓清。就現實的經濟聯系而言，中國與歐洲、美國的貿易量更大，聯系更緊密，歐美依然是全球金融、技術中心，中國無意於挑戰這一格局和規則，但是希望能夠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更加多元、開放和公平，為自己和發展中國家提供替代性選擇，比如融資、市場等。

“一帶一路”戰略需要三環互動，才可以真正運轉起來，“一帶一路”戰略也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關鍵支點，融入了中國外交的新理念、新構想。

“一帶一路”的“燃料”

“一帶一路”的三環結構要運轉起來是需要燃料的，中國是主要的發動機，但是如同動車組一樣，不止有一個車頭帶，而是一組牽引動力，這樣才能高速、穩定地運轉起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以及上合組織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供資金支持，而中國的特色大國外交為“一帶一路”提供了新的合作理念。

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主要用於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面臨著資金短缺的難題，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為這些國家的基建提供融資。於中國而言，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既是財富也是負擔，如何保值增值是個問題。“一帶一路”為中國外匯儲備投資多元化提供了選擇。中國為這些國家的基建進口提供融資，將中國的產能變成了中國對沿線國家的債券，既能消化這些產能，又能從後續的基建服務與管理中獲得利潤。當然，基建對於進口國的經濟拉動作用更大，據經濟學家俞平康測算，1個單位的基建投入，能夠拉動上遊產業1.89個單位的擴張，而對下遊產業的推動則有3.05個單位供給擴張。比較起來，基建出口對沿線國家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要比消化中國國內過剩產能的效果更明顯。與馬歇爾計劃相比較，基建出口的帶動效果就更突出了，馬歇爾計劃中有88億美元用於貨品采購，主要是最終消費品，對歐洲國家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不明顯，只是切實地消化了美國的過剩產能。

中國已經建成了比較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具有強大的生產能力，這也是中國基建出口的基石所在。中國質量、中國速度是基建走向國際市場的優勢，從中國向西看，中亞、中東諸國多是自然資源出口國，工業體系不完整，基建需要進口。另外，中國需要能源和礦產，中國與中亞各國建立的油氣管道已經投入運營，形成互補。當然，這些國家也會有種種擔憂，資源開發完了之後怎麽辦呢？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教訓就是要建立完善穩固的工業體系，中國、德國等國之所以受危機影響相對較小，便緣於此。

與基建出口相適應的還有中國資本走出去，中國從資本匱乏國家變成資本富余國家，“一帶一路”也是人民幣出海的通道，中國已經與多個國家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中國也在多個國家設立了人民幣清算行。借鑒馬歇爾計劃的經驗，人民幣可以用於基建出口的融資，擴大人民幣的流通域。國際金融危機也讓各國看到了美元霸權的任性，美聯儲只是美國的央行，服務於美國的經濟增長，通過美元這一管道可以有效轉嫁危機。美國與其他國家在經濟周期上的時間差，也造成了美元是美國的，問題是其他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可能會在歐亞大陸形成一個人民幣流通圈，這對美元是個不小的挑戰。當然，成敗在於人民幣是否會建成一個具有深度和廣度的資本市場，取決於人民幣的信用和開放性。

“一帶一路”還需要人心相通，只有擁有可以共享的理念，合作才能持久。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多次指出，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勢相交，勢去則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遠。2013年底，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提出“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在蒙古訪問期間，習近平歡迎周邊國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和便車，樹立了不同於美國的大國形象。“一帶一路”不是純粹的利益共同體，而是聲息相同的命運共同體。亞洲缺少集體安全機制，在2014年的亞信峰會上，中國提出了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並寫入了亞信峰會的聯合聲明之中。

經濟、道義和安全是“一帶一路”的三大要素，也是使三環結構得以順利運行的“燃料”。戰略圖景已經框定，關鍵在於實施和實幹。2014年11月4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要求盡早確定今後幾年的時間表、路線圖，要有早期收獲計劃和領域。通過推進重點項目建設，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幹起來。只有真誠、透明、可信的行動才能使“一帶一路”真正成為承載資金、貨物與道義的網絡，為歐亞大陸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來源：中國工業評論，文：孫興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