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我從頭問起好了。你記不記得小時候是在什麽情況下開始寫詩的？

艾略特：我記得大概是在十四歲開始寫詩，當時受了愛德華·菲茨傑拉德《魯拜集》的影響，寫了一些非常灰色、絕望、無神論的四行詩，幸好都沒發表，現在也全找不到了。那些詩我從來沒有給別人看過。我第一首發表的詩登在《史密斯學院雜誌》，後來又在《哈佛論壇》上發表，這篇東西模仿本·瓊森，是交給英文老師的習作。他認為十五六歲的小孩能寫出這樣的詩，算是相當不錯的了。後來我在哈佛也寫了一些，使我當上《哈佛論壇》的編輯，我當得很愉快。大三、大四那兩年，我文思泉湧，作品非常多，那是因為大三那年接觸到波德萊爾和拉弗格，受到很大的影響。

記者：是誰使你接觸到法國詩人的？我想，不會是白壁德吧？

艾略特：不，說什麽也輪不到白壁德。白壁德一向欣賞的一首詩，就是葛雷的《挽歌》。那是一首好詩，但是由此可見白壁德的品味有限。最先引起我對法國詩的興趣的，是亞瑟·西孟思討論法國詩的著作：《文學中的象征主義運動》。希望我這麽說沒有做廣告的嫌疑。這本書是我在哈佛聯盟偶然找到的。當時哈佛聯盟是學生聚會的地方，那裏有個很好的小圖書館。我喜歡西孟思書中的引詩，便跑到波士頓一家專賣法文、德文和其他外文書的書店——店名我忘記了，不知道這家書店現在還在不在，找到了拉弗格和其他詩人的著作，真想不透為什麽店裏會有他們的書。天曉得那些書擺多久了，也不知道還有誰會去買。

記者：今天的年輕詩人處在艾略特、龐德、史蒂文斯的時代，你當大學生時，有沒有感覺到前輩詩人的影響？你記不記得自己對於當時的文風有什麽感受？

艾略特：我想當時沒有哪一位活著的英美詩人讓我特別感興趣，這真是對我有利。如果有許多先進主宰著文壇，是會造成很大的困擾的。

記者：你當時知不知道哈代或羅賓遜？

艾略特：我對羅賓遜略有所聞，因為在《大西洋月刊》上讀過一篇他的文章，其中引了他幾首詩，都不合我的胃口。那時候幾乎沒有人知道哈代是個詩人，大家讀的是他的小說，他的詩要到下一代才為人所知。當時葉芝才剛出道，詩中太多愛爾蘭風。在九十年代，除了一些因自殺、酗酒而死的人之外，沒有什麽值得一提的。

記者：你和艾肯合編《哈佛論壇》時，有沒有互相切磋詩藝？

艾略特：我跟艾肯是朋友，但彼此沒有什麽影響。談到外國作家，他感興趣的是意大利和西班牙作家，我則專好法國作家。

記者：那麽，有沒有其他朋友讀你的詩，提供意見的？

艾略特：有的，家兄有位住在劍橋的朋友，看了我登在《哈佛論壇》上的一些詩，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為我打氣。那些信可情都不在了。我實在很感激他給我的鼓勵。

記者：據我所知，是艾肯把你和你的作品介紹給龐德的。

艾略特：不錯，艾肯為人慷慨大方。有一年夏天，他到倫敦去，想辦法要人發表我的詩，可是沒有人願意登，他只好把稿子帶口給我。我想大概是一九一四年吧，那年夏天我們兩人都在倫敦，他說：“你去找龐德，把你的詩拿給他看。”他認為龐德會喜歡我的詩。艾肯的詩風雖然和我很不同，卻很喜歡我的作品。，

記者：你記不記得第一次見龐德的情形？

艾略特：我記得是我先去拜訪他的。第一次見面是在肯斯頓他那間三角形的小客廳裏，我給他的印象很好。他說：“把你的詩寄來吧！”後來他回信說：“這比我看過的其他好詩毫不遜色，你過來一下，我們可以討論討論。”後來他花了一些時間說服海麗特·盂羅登我的詩。

記者：在紀念你六十大壽的文集裏，艾肯提到你編《哈佛論壇》的日子，他引了你早年從英國寄來的信中的一句話：“龐德的詩不怎麽樣。”你是什麽時候改變著法的。

艾略特：哈！那可有些不禮貌，不是嗎？我最早讀到龐德的作品，是《哈佛論壇》的一位編輯拿給我看的，他跟我、艾肯和哈佛大學文學研究社的詩人都是好朋友。他把龐德一九0九年出版的兩本詩集交給我，還說：“這是你同路人寫的，你應該會喜歡。”結果我的印象並不好，因為浪漫氣息太重了。我去找龐德並不是因為仰慕他的作品。雖然那個時候他的作品已經滿不錯了，但我確信他後期的作品更偉大。

記者：你在文章中提到，龐德曾經大刪《荒原》，把它剪裁成現在這付模樣。他的批評對你有幫助嗎？他還有沒有刪改過你其他的詩？

艾略特：在那時候是有的。他是位不同凡響的批評家，因為他不要你去摹仿他，而讓你保有個人的面貌。

記者：你有沒有改寫朋友的詩？比如說，有沒有改寫過龐德的詩？

艾略特：我想不出改過誰的詩。當然，過去二十五年來，我對年輕詩人的作品提供了很多建議，數都數不清。

記者：《荒原》未經刪節的原稿還在嗎？

艾略特：別問我，連我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個解不開的謎。我把那首詩的原稿賣給了約翰·昆，而且還把一本沒發表的詩的抄本一並給了他，因為他幫了我很多忙。我就只知 道這麽多。他過世之後，在拍賣的時候也沒見到這些稿子。

記者：龐德從《荒原》裏刪掉了些什麽東西？他是整段整段地刪嗎？

艾略特：是的，整段整段地刪。其中有很長的一段是關於海難的，我不知道那跟全詩有什麽關連，我想是受了《煉獄》中《尤利西斯詩篇》的啟發。另外有一段摹仿《秀發劫》。龐德說：“別人已經寫得很好的東西，沒有必要再去寫，你還是寫點別的吧！”

記者：他這麽一刪，有沒有改變原作的架構？

艾略特：沒有，我想這首詩本來就沒什麽架構，原作只是比較冗長而已。

記者：有些批評家認為《荒原》是“一個時代的幻滅”，你否認這種說法，你否認這是你的本意。李維斯說這首詩沒有進展。可是，最近一些批評家研究了你後期的詩作之後，發現《荒原》裏具有基督教的精神。不知道這是不是你的本意？

艾略特：不，這不是我自覺的本意。我不曉得“本意”一詞究竟是什麽意思！我只是要把心裏的話說出來，在話還沒說出來之前，我也不太清楚會說出什麽來。我不會把幾本意”這個詞肯定地用在我或其他詩人的作品上。

記者：我在文章上看到，在十年代末期你跟龐德決定寫四行詩，因為自由詩已經很有成就。

艾略特：我想這是龐德說的吧？寫四行詩是他的主意。他還把戈蒂耶的詩介紹給我。

記者：你認為形式和主題的關系如何？你會不會在確定要寫什麽之前先選定形式？

艾略特：是的，多少是這樣。我們研究戈蒂耶的詩之後，心想：“用這種形式的話，我能寫出什麽來嗎？”於是我們就試驗。形式能刺激內容。

記者：為什麽你早期的詩都用自由體呢？

艾略特：我早期的自由詩無疑是受了拉弗格的影響。那只是長短不一的韻句加上不規則的押韻，雖然是；“詩”，但並不那麽“自由”，更不像艾米·羅威爾的意象詩那樣自由。當然，我後來的《大風夜狂想曲》就更自由了。我不知道自己寫自由詩時心裏有沒有模式，反正寫出來就是那樣。

記者：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寫詩不是為了符合某種模式，而是為了反抗某種模式，譬如說是為了反抗桂冠詩人。

艾略特：不、不、不。我認為一個人不該老是拒絕東西，應該試著找出適合自己的東西。桂冠詩人通常會受到冷落。我認為用類似政治的方式去推翻現有的形式，是產生不了好詩的。我想，這只不過是此消彼長，新陳代謝。大家要找個表達的方式，“我用那種方式表達不出來，要用什麽方式才能表達呢？”沒有人不會為現存的模式煩惱的。

記者：你寫了《普魯弗洛克的戀歌》之後，又寫了一些法文詩，收在你的《詩集》裏。為什麽你要寫法文詩呢？在那以後還寫過嗎？

艾略特：不，再也不寫了。這真是件怪事，我自己也解釋不清。那段時期我以為自己才盡了。有好一陣子沒寫東西，心裏相當絕望。於是開始用法文寫，發現竟然寫得出來，我想可能是用法文寫詩時，心裏不把它當一回事，既然不當一回事，就不擔心能不能寫出來。我把寫法文詩當成是遊戲之作，看看自己能寫出什麽。這種情形持續了幾個月，其中比較好的還登了出來。我必須聲明的是，這些詩龐德都看過，我們在倫敦認識的一個法國人也幫了一點忙，剩下來的詩統統不見了。突然之間我又開始用英文寫作，根本不想繼續用法文寫。我認為那只是幫助我重整旗鼓而已。

記者：你有沒有想過要成為法國象征派詩人？就像十九世紀那兩位美國前輩一樣。

艾略特：你是指史都華·墨裏和懷裏·格裏芬？我哈佛畢業後客居巴黎那一年過得很浪漫，有過這個想法。我當時想放棄英文寫作，留居巴黎，慢慢用法文寫作。現在想想，那個念頭真傻，就算我當時這兩種語文的能力比實際情形好得多，也是於事無補的，因為我認為沒有人能用兩種語文寫．出好詩，也不曉得歷史上有誰能用兩種語文寫出同樣好的詩來。我認為只能用一種語文來寫詩。因此必須放棄另一種語文。而且我認為英文在某些方面比法文更豐富．換句話說，就算我的法文能力再強，我的英文詩寫得還是會比法文詩好。

記者：你現在有沒有寫詩的計劃？

艾略特：沒有，目前什麽計劃都沒有。我剛交出《元老政治家》，在離開倫敦之前剛校完末校，最近可能會寫篇批評文章。我只想到下一步，再下一步就顧不了了。是再寫個劇本呢？還是多寫幾首詩？現在還不曉得，要到該寫的時候才知道。

記者：你有沒有什麽未完成的詩稿現在還常常拿出來看的？

艾略特：沒有。未完稿我通常就扔了。如果裏面有好的片段能用到別的地方的話，留在腦海裏比留在抽屜裏更好。留在抽屜裏不會變，可是留在腦海裏會轉化成別的東西。我以前說過，《燃毀的諾頓》就是從《大教堂內的謀殺案》中拿出來的。我從《大教堂內的謀殺案》學到：再好的詩句，要是跟劇情無關，也是派不上用場的。馬丁·勃朗的意見很有幫助。他會說：計這些詩句很好，可是跟劇情根本扯不上 關系。”

記者：你有沒有其他短詩是從長詩裏拿出來的？有兩首 詩很像《空心人》。

艾略特：澳，那兩篇是初稿，比較早。其他的我在雜誌 上發表，沒收進詩集裏。你不願意在一本書裏把同一件事說 上兩遍吧。

記者：你似乎有不少詩分成好幾部。它們原來是幾首獨立的詩嗎？我特別是指《灰星期三》。

艾略特：不錯，像《空心人》就來自幾首獨立的詩。我記得《灰星期三》中有一兩部分的初稿在刊物上發表過，後來我逐漸看出全貌，這是我多年來作詩的方法之一一一先備自成篇，有機會就撮合、重整而構成全篇。

記者：現在大家對寫作過程都很感興趣。能不能談談你寫詩的習慣？聽說你是在打字機上作詩的。

艾略特：只是一部分。我的新劇本《元老政治家》的草稿，大部分是用鉛筆寫的，再自己打字，然後交給內人。自己打字的時候，改動很大。不過，不管手寫也好，打字也好，無論作品多長，劇本也一樣，我都有固定的寫作時間，通常是早上十點到中午一點。一天頂多寫三小時，以後再修政。有時候想寫久一點，可是第二天一看，發現三小時之後寫出來的東西自己並不滿意。因此，最好還是時間一到就停下來，想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

記者：你寫詩劇以外的詩時，有沒有按照計劃？比方說，你寫《四個四重奏》的時候。

艾略特：只有少數即興詩是這樣。《四個四重奏》並不是按照計劃去寫的。當然第一部是一九三五年寫的，其他生部是大戰期間斷斷續續寫出來的。一九三九年要不是大戰爆發，我很可能會寫另一部劇本。還好當時沒有機會去寫。大戰對我個人的好處就是阻止我太早去寫另一個劇本。我發現《合家團聚》中有些地方不妥，能停個五年左右來構思另一個劇本總是好得多。《四個四重奏》的形式和我的寫作狀況配合得很好。我可以分成好幾部去寫，不必連續地寫下去。有時一兩天不寫也沒有關系，因為當時是戰時，這種情形會發生。

記者：剛才只提到你的劇本，沒有深入去討論。在《詩與戲劇》那本書裏，你談到自己早年的劇作。可不可以談談你寫《元老政治家》的本意？

艾略特：我在《詩與戲劇》裏，談的是自己的理想，並不期望能夠完全實現。其實，我是從《合家團聚》才起步的。因為《大教堂內的謀殺案》是某一時代產生的反常作品，裏面的語言非常特殊，就像在處理另一個時代一樣。它並沒解決我關註的問題。後來，在《合家團聚》裏，我又太偏重詩體，而忽略了全劇的結構。我認為就詩而言，《合家團聚》是我最好的一部劇本，雖然它的結構並不很好。我在處理《雞尾酒會》和《私人秘書》的結構時，又有些長進，但《雞尾酒會》在這方面仍然不太令人滿意。對我這樣實際從事寫作的人來說，有時最按照計劃寫出來的東西， 卻不見得最成功，難免感覺心灰意冷。很多人批評《雞尾酒會》的第三幕像尾聲，所以我在《私人秘書》的第三幕加入 新的發展。當然，《私人秘書》在某些方面結構太精巧，讓人以為只是一出鬧劇。我當時想全力學好劇場技巧，然後才能從心所欲。我一直覺得，還不懂規矩便胡做非為是不聰明的。我希望《元老政治家》裏的詩能比《私人秘書》更進步。我覺得自己還沒達到目標，而且將來也未必能達到，不過我希望自己能向目標一步步邁進。

記者：《元老政治家》的背後是不是有個希臘的模型？

艾略特：在這個劇本後面的是《柯隆那斯的俄狄蒲斯》。不過，我不願意把那些希臘作品當成模型。我一直都把它們當成自己作品的出發點。《合家團聚》就犯上這個毛病，它跟希臘劇《復仇三女神》太近了。我依樣畫葫蘆，結果使得在基督教之前對良心、罪惡的態度，和基督教對良心、罪惡的態度混淆不清。因此，在後三個劇本中，我試著把希臘神話當成跳板。說來說去，古老戲劇中最必要和最長久不變的便是狀況。你可以采用這個狀況，以現代的方式來重新詮釋，從中發展出自己的角色和情節。這麽一來，你和原作的距離愈來愈遠。《雞尾酒會》和阿爾刻斯提斯（歐裏庇得斯《阿爾刻斯提斯》一劇的女主角）扯得上關系。因為我心裏有個疑問，阿爾刻斯提斯從地府回來之後，和夫君的生活會是副什麽模樣：我的意思是說，在生離死別之後，一切情況都會改觀。我開始寫《雞尾酒會》的時候，以這兩個人為中心，而發展出其他的角色。我劇本中最重要的角色希麗亞，原先只是個配角。

記者：你在一九三二年提出的理論中，說到詩劇的五個層次：情節、角色、用字、韻律、意念。你現在還這麽主張嗎？

艾略特：我對自己的詩劇理論，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以前的，已經沒有興趣了。我愈花時間寫劇本，就愈久想到理論。

記者：寫劇本跟寫詩有什麽不同？

艾略特：我覺得手法相當不同。寫劇本是為觀眾，寫詩則主要是為自己，這兩個截然不同——當然，詩寫好之後，如果引不起別人的共鳴，自己也不會滿意的。寫詩的時候，你可以說：“我把自己的感情寫成文字，這首詩就代表我當時的感受。”而且你寫詩時，用的是自己的語調，這一點很重要。而寫劇本時，打一開始你就得知道，你準備的東西是要給別人看的。當然我並不是說寫劇本時這兩種手法不會匯合，而且在理想的情況下這兩種手法應該匯合。莎士比亞就常兩者兼顧，他寫詩時可以同時顧到劇場、演員和觀眾，兩種手法合而為一。如果能達到這種境界，那真是妙不可言。可惜我只偶爾嘗到這種滋味。

記者：你有沒有試著要控制演員念你詩劇中的臺詞，好讓臺詞聽起來更像詩？
艾略特：這個我主要讓導演去處理。重要的是，導演要能掌握住詩的感覺，引導演員怎樣去強調詩，怎樣把散文和詩的距離拿提得恰到好處。演員直接問我的時候，我才指導。否則，他們還是應該聽導演的意見。、重要的是，劇作家先踉導演商量妥當，然後放手讓導演去處理。

記者：你覺不覺得不管是詩或其他作品，你早期的讀者 數目都很少，晚期的讀者比較多？

艾略特：我想這有兩個因素。第一，我認為寫《大教堂內的謀殺案》、《合家團聚》和寫《四個四重奏》不同。劇本的語言要簡化得多，就像和讀者交談一樣。我發現後來的《四個四重奏》要比《荒原》和《灰星期三》簡單、容易懂得多。有時候我要說的事可能很困難，但是現在能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說出來。至於另一個因素，我想是經驗和成熟吧！在我早期的詩中沒辦法做到——要表達的內容太多，而表達的手法有限，或者找不到適當的文字和節奏來表達，讓讀者一看就懂。詩人還在學習運用語言的階段時，那種曖昧晦澀是在所難免的，這個時候只有用艱深的方式來表達，不然就根本不寫。在寫《四個四重奏》時，我沒辦法用《荒原》那種風格去寫。在寫《荒原》的時候，我甚至不在乎懂不懂得自己在講些什麽。過了一些時候，大家也就漸漸了解這些東西了，對《荒原》或《尤利西斯》也就習慣了。

記者：你覺得《四個四重奏》是你最好的作品嗎？

艾略特：是的，我覺得愈寫愈好，第．二部比第一部好，第三部又比第二部好，而第四部最好。這也許是我自己捧自己吧。

記者：請教你一個很廣泛的問題：你認為年輕詩人如果想在藝術上有所長進，應該遵從什麽紀律、培養什麽態度？

艾略特：我認為提供一些泛泛的意見是非常危險的。我認為對年輕詩人最好的法子，就是特別挑出他的一首詩來詳加批評，必要的話跟他爭辯，說出你的意見，如果要下斷語的話，讓他自己下。我發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方式，遭遇也不同。你根本沒把握自己的說法適不適合所有的詩人，或者只適合你自己。我想把自己的尺度強加在別人身上是最糟糕的事了。

記者：你覺得我們可不可以這麽肯定地說：現在年輕優秀的詩人好像都是教書的？

艾略特：我不曉得。我認為該由下一代的人來決定。對這一點我只能說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謀生之道，或不同的謀生限制。顯然，詩人除了寫詩之外也是要討生活的。畢竟，藝術家很多是教書的，音樂家也一樣。

記者：你認為詩人最好只管讀書、寫作，其他什麽事都不幹？

艾略特：不，這也因人而異。我可以很肯定地說，要是我一點兒也不必為生活操心，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寫詩上，很可能會扼殺我的創作生命．

記者：為什麽？

艾略特：我認為做一些別的事，無論到銀行上班，還是從事出版業，對我來說都很有益處。同時，就是因為抽不出很多時間來創作，會通得自己寫作時精神更集中。我的意思是說，這使我不會寫得太多。我怕的是，沒有其他事好幹，會寫得太多，粗制濫造。那對我來說很危險。

記者：你現在會不會有意跟英美的年輕詩人別別苗頭了

艾略特：我現在沒有這種想法。我從前自己辦雜誌的時候，經常閱讀評論、發掘新秀，那一陣子有過這種想法。可是人年紀一大，對自己辨別新秀的能力也就不太有把握了，一直擔心重蹈前人的覆轍。我們公司現在有一位年輕同事負責詩稿。即使在那之前，我碰到優秀的新作時，也會拿去給一些我認為有鑒賞力的年輕朋友看，聽聽他們的意見。可是這也會有危險，因為可能有些優點你看不出來。所以我寧可讓年輕人先看，如果他們喜歡，就會拿給我看，看我是不是也喜歡。要是作品同時受到有鑒賞力的年輕人和老年人的垂青，可能就是重要的作品了。有時候不免會有排斥的心理。我不願意排斥別人，因為我自己的作品剛出來的時候也受到排斥，被視為欺世盜名之作。

記者：你覺不覺得年輕一輩的詩人，普遍都否定了本世紀初詩壇的實驗主義？現在好像很少詩人會受到你當初所受的那種排斥，但是一些老一輩的批評家像赫伯、李德卻認為，自你之後詩又退回舊路了。你第二次談論密爾頓時，說到詩的功能一方面是抑制語言的改變，另一方面是促進語有的改變。

艾略特：是的，我想你不希望每十年革一次命吧。

記者：可是，有沒有可能不再向前發展，而出現反革命的情形？

艾略特：沒有，我看不出什麽像反革命的。詩人摒棄傳統的形式之後，過一段時期就會有人好奇，用傳統的形式來做新的實驗。如果能夠別具新意的話，可以產生很好的作品 ——這不是復古，而是推陳出新；這不能算是反革命，也不能稱為開倒車。現在有些地方的確有回到喬治王期詩壇的傾向，而讀者大眾總是有人偏好庸俗，因此看到這些作品時就說：“好了，真正的詩又出現了！”也有一些人喜愛現代詩，不過真正有創意的作品又太強烈了，他們需要的是比較平淡的東西。在我看來年輕詩人最好的地方並不在於反動。我不打算舉出他們的名字，因為我不喜歡對年輕待人公開評價。他們最好的作品，好在比二十世紀初的詩人穩健：不那麽反動。

記者：你在一九四五年寫道：“詩人必須用周圍的人真正使用的語言做自己的材料。”後來又寫道：“詩的音樂就是隱藏在當代日常用語中的音樂。”你接著痛斥“標準化的英國廠播公司的英文”。近五十年來，尤其是近五年來有個改變，那就是商業用語通過大眾傳播媒介逐漸控制了我們的語言。你提到的“英國廣播公司的英文”，在其他電視、電臺等大眾傳播工具的作用之下，聲勢極為浩大。這種發展會不會使詩人的問題、使他和日常用語的關系更為困難？

艾略特：這一點你說得很好。我認為你說得很對，這的確使詩人面對更大的困難。

記者：我是請“你”來談。

艾略特：好的。既然要我來談，我就負責談一談吧。我確實認為現代的傳播媒介把少數人的用語強加在大眾身上，這的確把問題弄得很復雜。我不知道電影對白對大眾影響到什麽程度，但收音機裏的用語顯然影響更大。

記者：我在想，你所說的日常用語可不可能有朝一日消失得無影無蹤？

艾略特：那種景象真是慘不忍睹，但很可能會發生。

記者：當今的作家還有沒有其他什麽獨特的問題？人類生死存亡這個問題會困擾詩人嗎？

艾略特：我想這個問題對詩人或其他行業的人來說沒有什麽兩樣。只要是人就一定會受到這個問題的困擾，只是愈敏感的人困擾的程度就愈大。

記者：再問一個不相幹的問題：我曉得詩人在寫評論時雖然不免有偏見，但是他的評論一般說來都比較高明。你覺得寫評論對你寫詩有幫助嗎？

艾略特：間接的幫助是有的——用文字寫下影響過我的和我所崇拜的詩人的評論，這只會使那個影響更自覺、更明確。這是很自然的沖動。很可能我最好的批評文章，寫的都是影響過我的詩人。很可能在我想到要評論他們之前，早就受到影響了。這些評論文章很可能比我一些泛泛之論來得更有價值。

記者：傅雷瑟在一篇評論你和葉芝的文章中說，不知道你到底有沒有見過葉芝。從你談論葉芝的口氣，好像見過他。能不能談談你們見面的情形？

艾略特：我本來就遇過葉芝好多回。葉芝待人一向非常和氣，對待年輕詩人猶如同輩。我記不起什麽特別的見面情形了。

記者：聽說你認為自己的詩屬於美國文學的傳統。能不能告訴我們為什麽？

艾略特：我是說，我的詩顯然比較接近我那一代美國詩人的作品，而不像當時英國詩人的作品。這點我有把握。

記者：你認為你的詩跟美國的過去有關連？

艾略特：是的，不過我很難說得更確切。如果我是在英國出生，或者後來留居美國的話，情形就會不一樣。這是由許多因素造成的。不過，情感的根源是來自美國的．

記者：請教你最後一個問題。十七年前你說過：“凡是誠實的詩人，對於自己作品的永恒價值都不太有把握。他可能費盡一生而毫無所得。”在你七十高齡的今天，你的看法還是一樣嗎？

艾略特：也許有些誠實的詩人對自己的作品有把握。我可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