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絲綢之路歷史回眸

絲綢之路的概念

談到“絲綢之路”，我們首先應該了解它的歷史事實，同時需要了解古代産生這麼一條“絲綢之路”的原因，這與當時的歷史條件關係密切。馬克思歷史唯物論有一個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種文化、思想，包括宗教、政治、科學活動，它的基礎都是當時人們的吃喝住穿，即物質條件，特別是在人們的生産水準很低、科學技術不發達的情況下，任何活動都受到當時地理環境的嚴重制約。所以，我們必須了解當時的地理環境，不僅是當時的自然地理環境，還要了解當時的人文地理環境。

我們現在講的“絲綢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也不是一般的交通線，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提出這個概念的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他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中亞、中國西部一帶進行地理考察，持續3年多時間，考察過程中也參考了中國的歷史記載。回去以後，他在德國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中提出，在西元2世紀，存在著一條從洛陽、長安到中亞撒馬爾罕（今為烏茲別克共和國第二大城市）的商道，這條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絲綢，這是一條從中國輸出絲綢到中亞、西亞，最終到達歐洲的道路。因為這條路上主要運送的物流是絲綢，影響最大的也是絲綢，所以他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因此，中國的《二十四史》《四庫全書》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關中國的書上，是找不到“絲綢之路”這個説法的。

多國人民共同開闢絲路

我們有很多證據證明，這條路本身早已存在。比如，在商朝的婦好墓中發現了一些玉器，經鑒定是和田玉、崑崙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裏面，説明商朝就有這條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運到今天的河南，沒有道路怎麼行呢？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歷史上不僅有來自中原對它的影響，也有來自西方的影響。比如在新疆發現的古屍，一看就是白種人，有的肯定是來自歐洲的，這也是一個交流。所以，季羨林先生曾經講過，中亞這個地方處在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節點上。無論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還是他們自己開闢的路，道路是本身已經存在。

李希霍芬談到的“西元2世紀”，就是指西漢的張騫通西域。但是張騫通西域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物資的交流，為了輸出中國的絲綢，或是為了對外貿易，而是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在此之前，匈奴對漢朝曾經造成巨大的威脅。西漢開國的時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脅到西漢的首都長安。隨著漢朝實力的恢復，特別是到了漢武帝時候，漢朝終於有能力對匈奴發動全面反擊。但是，匈奴以騎兵為主，機動性強，漢朝需要防守從遼東到黃河西面的漫長邊境，往往顧此失彼。所以，漢武帝想要徹底消滅匈奴的有生力量。他獲得情報，原來在祁連山的兩個民族，其中一個叫月氏，在匈奴的壓迫下西遷到今天的阿富汗這一帶，稱為大夏。由於大夏與匈奴是世仇，漢武帝就想聯絡大夏，讓大夏從西面進攻匈奴，漢朝在東面，兩路夾擊來打敗匈奴。漢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漢朝出使西域，張騫應募。一離開漢朝的控制區，張騫就被匈奴人扣留了，被扣留了十年。但是張騫始終沒有忘記他的使命。一有機會逃脫，他不是逃回他的家鄉，逃回漢朝，而是繼續他的使命，朝著大夏方向行進。但是，到了大夏，他的政治使命、軍事使命都沒有完成。因為大夏國王過得很舒服，比他在祁連山那裏地方要大，國力要強，不願意再與匈奴作戰了，所以史記裏面描述張騫的使命“不得要領”，後來形成了“不得要領”這個成語。張騫“不得要領”，就回來了，回來路上又被匈奴扣留。這次他很快逃脫，回到了漢朝。儘管他沒有完成漢武帝給他的使命，但是他的親身經歷以及見聞，又引起漢武帝巨大的興趣。那時，軍事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漢朝已經擊敗了匈奴，通向西域的大門已經打開，河西走廊已在漢朝的控制之下。從長安出發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張騫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浩浩蕩蕩幾百人，帶了很多副手。他知道，靠他一個人，是到不了西域各國。到了西域後，他分別讓副使到各個國家去，並攜帶了大量的禮品。漢武帝認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統治者，所以要吸引西域各國到中原來，就需要帶很多禮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絲綢。隨著張騫和副使們的出使，使大批中亞國家和當地的民族都體會到絲綢的美麗，又通過商人擴大了絲綢對中亞、西亞的貿易。所以，李希霍芬將之命名為“絲綢之路”。

絲路建設要考慮外界因素

今天我們建設“一帶一路”，要考慮外界因素。比如我們與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交往，他們是不是有與我們相同的積極性、願望和利益，值得考慮。不要以為，因為歷史上有“絲綢之路”，我們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這樣一條路來，或者我們就完全可能建成“絲綢之路經濟帶”。這樣去看歷史，就可能産生誤讀。考慮怎樣使對方能夠積極響應，並且有持續的動力，對此要有相應的對策。

比如説，前幾年我們與哈薩克聯合簽了協議，建立中哈邊貿城。我們這邊都建好了，那邊基本還沒有動。為什麼？我們從喀什到邊境，到了我們界碑的地方已經海拔3400米高了，一過界碑，中間還要翻過幾座山口，過去100多公里都是無人區，全是高山峻嶺。那讓我們怎麼進行邊境貿易呢？另外，他們可以進行貿易的貨品較少。2003年，我看到，開過去的貨車都裝得滿滿噹噹，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家電，甚至還包括傢具。但是，從那邊回來的車上沒有什麼貨物。即使是哈薩克盛産棉花，他也會按照市場規律，誰出價高賣給誰，不一定就全賣給中國。所以，要激發人家的積極性，就應出臺相應的措施。

我國是絲路暢通的保障，歷史上絲路通少斷多

歷史上絲綢之路並不是始終暢通，甚至中斷的時間比暢通的時間長。對於中亞來説，什麼時候中原政權能夠牢牢地控制中亞，這條路的暢通才有保證。否則的話，它往往只能成為區域的、局部的交通，而不是一條貫通東西的大道。根據史料的記載，西元前60年，西漢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亞這一帶大概200萬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設置了西域都護府，這是新疆歸屬於中國的第一個標誌。但我們還要注意到，儘管西漢擁有了這個地方的主權，但是並沒有像在內地一樣，建立郡、縣等常規性的行政管轄制度。原因是從中原到那裏的交通線太長，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漢朝派個官員到今天新疆的焉耆（西域都護府常設地），路途遙遠，而且當時沒有任何信息傳播的手段，等到大事報回來，可能事情早就過去了。所以，西漢只能實行一種監護式的統治。那麼大地方，漢朝在那裏只派幾千個士兵和一批官員。

新疆特殊的地理條件，沒有辦法實行像內地那樣層級很明顯的行政管理。當時西域有36國，後來有50～60國。為什麼會分那麼多國？因為很多地方都是一個個完全不相聯繫的綠洲。綠洲有大有小，大的可能住幾萬人，小的只有一兩百人。西域最大的國“烏孫”有30萬人口，最小的國只有100多人。各國之間的距離非常遠，中間全是無人區。只能採取這樣一種很鬆散的統治方式。這種統治方式，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如果國力衰退，加上派去的官員無能，維護西域穩定的局面就難以為繼。西漢末年，王莽篡漢，西域都護府撤銷。東漢建立後，平定了內部割據勢力，穩定以後又建立西域都護府，但更換了名字。東漢兩百年內，西域都護府或西域長史府三通三絕，東漢之後，也是斷斷續續。

如果漢朝能夠控制住西域，那麼這條路線是暢通。比如説北魏，統一了北方後，又從平城遷都洛陽，一直控制著西域，所以外貿很發達，來自大秦國的商人可以帶著大批貨物到這裡來。但是，如果戰亂重起，那麼不僅洛陽衰弱，這條路沿途都衰弱了，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控制了中亞。當時唐朝在中亞這一帶有一個行政軍事中心，就是碎葉城。這是唐朝當時在西域一個很重要的據點，相當於現在大軍區的一個司令部常設點。唐朝安史之亂以後，唐朝的軍隊東撤去對付安祿山、史思明，造成西域空虛。最早，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擴張，佔了今天新疆這一帶，連河西走廊都佔了。接下來，原來在蒙古高原的回鶻人西遷，遷到了塔裏木河流域，回鶻人與當地民族結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形成了今天的維吾爾族。而吐蕃人又從新疆、河西走廊退出，形成了今天的藏族聚居區。以後阿拉伯東擴，把伊斯蘭教傳到新疆。這種情況下早就不存在從內地長安到中亞的絲綢之路了。

海運承載了主要貿易

到了九世紀，阿拉伯人通過海上，一直繞到廣州、泉州、寧波、揚州。通過海上，運費便宜，且以前陸路只有絲綢值得長途販運，到了海上開通，儘管我們還是用絲綢之路的名稱，但實際上已經不是以絲綢為主了。中國的陶瓷産品，大多是走海路。海上運輸的不但有絲綢，還有其他商品，例如，較粗的紡織品、工藝品、陶瓷、茶葉等。到了唐朝，陸上的絲綢之路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價值了。到了宋朝，西面又産生了一個西夏，西面過不去了，海上交通已經比較發達，陸上還有什麼必要過去呢？到了南宋，北方又有女真人的金朝，宋朝只到秦嶺淮河。元朝時，交通比較發達，除了海上以外，陸上也通，畢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統治下。除了我們比較熟悉的馬可·波羅外，還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圖泰等，都有記錄留下來。從他們的記錄中可以看到，他們進來的路線都是不同的。哪個地方方便，就從哪進來，有的海上，有的陸上。這説明當時的人際交流以及當時的物資交流都很發達。元朝時已經多元了，不是傳統意義的絲綢之路了。到了明朝，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關，西面是吐魯番和其他一些政權，出嘉峪關都要得到批准，一般商人根本無法出去，那時更多的是一種西部地區之間的貿易。

“一帶一路”必須考慮國家整體利益

古代沒有什麼國際秩序、國家之間的平等，完全憑實力説話。要保證一條交通路線的暢通，必須由主導作用的方面在軍事上、政治上控制。今天我們要建“一帶一路”，必須考慮它的總體安全，必須考慮我們國家的整體利益，穩定對我們建絲綢之路，建絲路經濟帶，仍然至關重要。

萬隆會議通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有一項叫互不干涉內政。當時中國提出這個，我認為具有積極意義。因為當時中國的主要威脅是別人要干涉中國的內政。中國當時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對中國的影響。五十年代我們宣佈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客觀上消除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對這麼多華人的顧慮。要麼歸化入籍，要麼保留中國國籍，兩選一，這樣大多數人都選擇了當地國籍。到了今天，如果他國的內部變化是向著不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或者甚至會損害我們利益，我們應該採取什麼態度？是完全不干涉，還是要積極的影響？總而言之，一定要預先考慮，怎麼保障好“一帶一路”的安全。

阿拉伯人對海上絲路的貢獻，不能簡單移植西方海洋觀

現在我們習慣於拿西方的海洋觀來看海洋，這是錯誤的。西方歷史學家、哲學家、地理學家都有這樣的觀念——海洋，代表著財富、希望、交流，人類離不開海洋。特別那些西方的哲學家，甚至馬克思也受過這個影響，説不同的地理環境下，人可以形成不同的性格，海洋邊上的人心胸開闊，目光遠大，而內陸人一般狹隘保守。這話對不對呢？他們講的海洋，主要是地中海，這個話不適合中國。早期我也不懂，我也認為這話是對的。這些年我經過深入研究得出結論，我們不能把西方特殊條件下形成的經驗盲目用到中國、用到其他國家。因為地中海世界上只有一個，它非常特殊，基本上是個內海，海中還有非常多的島嶼、海灣，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非常便利而且安全。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圍，古代的文明像群星璀璨，兩河流域、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羅馬、希臘、亞細亞等等。沿著地中海航行，輕易就能接觸到異質文明，多種文明在這裡激蕩交流。中國只有一個地方比較相像——渤海灣。但很可惜，周邊的朝鮮、日本與中國之間，航行條件可能和地中海差不多，距離也不太遠，可是這裡找不到異質文明。日本、朝鮮歷史上都是學中國，他們總體水準都不如中國，唐朝時日本是全盤學習唐朝制度搬過去。這樣一來，中國根本沒有積極性。所以，海洋對中國的概念和地中海對歐洲、北非的概念完全不同。

中國的海洋觀念，不像西方是很自然的。中國的觀念，“四海之內”，海，就是邊緣，出了海，就沒有了。中國人到了海邊，決不會像歐洲人一樣，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來，看到了財富，而是窮途末路，天涯海角。對古代中國人有吸引力的是長安，是洛陽，是內地政治經濟發達的地方，而不是什麼海邊。大海對於古代中國只有漁鹽之利，打魚曬鹽。到西漢末年，中國的航海其實已經很發達了，漢朝也比較重視航海，但以後卻倒退了。為什麼？因為沒有用。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從海上受到威脅，要有威脅才有必要建海軍。對中國威脅最大的只是倭寇，直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航海過來。正因為這樣，中國沒有不把海上看成自己的威脅，用不著過多地加強海防，另一方面，海洋也沒有給中國帶來像地中海所帶來的這麼一種利益。

海上絲綢之路由阿拉伯人開拓

正因為這樣，海上絲綢之路也不是中國開闢或者掌握的。是誰建的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考慮到貿易的利益，陸上已經不通，代價太大，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術曾經是世界一流。所以，他們就航海到了廣州、泉州、寧波、揚州這些地方。唐朝後期，在廣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家屬已經有好幾萬，形成了他們的社區，被稱為“番坊”。其中的社區負責人也是由其自己擔任，稱為“番長”，就類似我們的小區選個外國人做居委會主任。泉州的阿拉伯人，我們現在還可以看到他們留下來的公墓，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寫著真主保祐，還有很多清真寺的遺跡。甚至南宋的時候，掌管泉州的海關和外貿的長官，即泉州市舶司的長官叫蒲壽庚。學者們研究後認為，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後裔。有沒有中國人也到那裏貿易呢？到現在沒有發現一個。現在我們唯一知道的，是西元751年高仙芝帶領幾萬唐朝軍隊進攻石國（即今天哈薩克的江布爾），在那裏突然遭遇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軍隊。唐軍徹底失敗，幾乎全部被俘虜。這批俘虜被送到巴格達。軍隊中有一批是跟著出去的造紙工匠，這些工匠被俘後把中國的造紙術傳到了阿拉伯，後來又傳到歐洲。其中有一個人叫杜環，是部隊的秘書，在阿拉伯巴格達一帶待了九年以後，又坐阿拉伯的船回到唐朝。他寫了他的經歷，900多字。從這個記錄中，我們才知道阿拉伯的情況。這是中國第一次有人正面描述阿拉伯和伊斯蘭的情況。最近，在西安又發現了?蚖x銘，知道有一個太監曾經在唐朝後期被派出使阿拉伯，到了大食。但這些都不是正常的貿易。貿易還沒有發現過。所以，不要以為唐朝時外貿發達，其實都是外國人來做貿易。唐朝和宋朝的官方只是收稅，他們已經很滿意了。南海有很多沉船，包括南海一號，但是我們一般不介紹這些是誰的船，據我所知，都是外國的船，都是外國人來買東西的，不是我們主動輸出的。一直到近代，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到了菲律賓、中國的臺灣、澎湖，到了沿海做貿易。這種情況下，中國官方都還沒有直接進行外貿。最多是那些走私商人和得到恩準的民間商人在做貿易，不能和別人對我們的貿易相比。

歷史上官方對外活動輕經濟效益

怎麼看鄭和下西洋？這是不是我們今天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榜樣呢？客觀地講，鄭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經濟貿易，也不是建立殖民地，而是宣揚國威。明朝成立後，永樂皇帝覺得明朝建立了那麼長時間，原來元朝時有很多外國人到中國來，現在還沒來，要去告訴他們，明朝已經成立，而且很強大。還有一點是不能公開講的，永樂皇帝朱棣是靠陰謀手段廢了他的侄子才掌權的，他心裏希望通過這樣一些對外的宣傳，吸引外國的朝貢，以加強他的政治合法性，説明他是正統，是真命天子，非但國內擁護，而且萬國來朝，所以不惜工本讓鄭和去。一次不行，總共去了七次。鄭和去西洋的標準動作是，到了一個國家或地區，船上放炮，召集當地的君主或頭目，帶民眾聚集起來，然後他宣讀詔書，宣佈大明建立，大明對他們的優惠，鼓勵或要求他們來稱臣納貢。如果你聽從，就有賞賜，比如金銀財寶絲綢。得到的回報是真的有人跟著來了，還帶了一些土産回來，包括香料，還有一些珍稀動物，比如到非洲帶回來一頭長頸鹿。據説還有獅子、麒麟，實際估計也就是麋鹿之類。從此以後，明朝乃至清朝的皇宮內還養著象。沒有發現鄭和開闢一條航路或者與外國開展什麼貿易。在近代梁啟超第一個發現鄭和下西洋的事跡，稱他為偉人，稱讚他的航海技術。明朝本身除民間寫了三保太監下西洋的故事小説以外，明朝的大臣都是反對的。宣德皇帝有一次説要看鄭和下西洋的資料，大臣慌了手腳，趕快回答稱找不到了，居然把檔案全部銷毀。為什麼？害怕皇帝看了，再來一次下西洋，但是國庫已經沒有銀子了。比較一下，哥倫布航海，儘管他的船隊與鄭和不能比，時間也比鄭和晚，但哥倫布回到西班牙時西班牙人傾城出動，歡迎民族英雄回來。大家都知道他給西班牙帶來了真金白銀，找到了新的航路，可以開拓殖民地。中國鄭和下西洋沒有這樣做。另外，據上海交通大學楊猷院士多年的研究，鄭和下西洋到過的所有地方，在他之前，阿拉伯人都到過了。這幾年我也注意到這個事情，發現的確如此。鄭和本人就是阿拉伯人的後代。他的家族是姓馬的。他父親一輩的人專門去過天方即麥加朝聖。明朝初年還有不少阿拉伯人留在明朝，所以明朝的資料明確記載，鄭和下西洋時帶有外國的水手。現在留下來的鄭和的記錄中，航海圖裏面用的概念是“針路”，這個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用的技術叫“牽星過洋”，也是阿拉伯人發明的，靠看星來定位。不要以為中國古代有指南針，指南針只能小範圍用，真正在海裏是沒有用的。所以現在如果要建海上絲綢之路，不要以為中國已經有了很好的經驗。我們需要開拓創新，好好學習。

我們以前海上包括陸上的活動，經常是只有政治目的，輕經濟效益，所以沒有辦法長期維持。比如張騫通西域後，漢武帝為了奪取寶馬攻打大宛，結果損失非常大。十幾萬大軍幾乎全軍覆沒。又比如我們對外界經常賞賜無度，使外界期望值越來越高，對國家造成財富的流失，國庫空虛，官民都有怨言。這樣的例子多得很。隋煬帝一方面在國內老是挖運河打朝鮮，窮奢極欲，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國人誇耀，在洛陽大規模招待外國人，把絲綢挂在樹上。人家看了奇怪，老百姓還沒有衣服穿，怎麼絲綢挂在樹上？結果説天朝很富，絲綢有的是。招待外國人吃飯，説好不用付錢，我們歷來是吃飯不要錢的。這樣的開放誰支持呢？這樣的情況歷史上不止一次。

應吸取對民間貿易限制的教訓

我們不主動經營外貿，主要利益都是由外方所得，而對民間貿易是一貫限制甚至禁止，或者課以重稅，以致民間非走私就不能獲利。比如明朝時中國白銀缺少，銀價不斷上漲。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蘭人來了，他們有新大陸的銀礦，有大批的白銀，照理這個外貿對我們很有好處，但是明朝禁止，不讓貿易。怎麼辦呢？福建人就武裝走私，建立一個個的走私集團。明朝政府出兵鎮壓，他們就跑到海外建立基地，雇了日本人對抗，形成所謂倭寇。我們千萬要吸取教訓，要重視經濟效益。

為什麼要建海上絲綢之路？我們有自己的産業優勢，水泥、鋼材、煤、鐵産量高適於出口，如果能通過投資在海外的基礎設施，在海外建鐵路、港口、碼頭，一方面我們的産品銷售出去了，另一方面所在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互惠貿易、經濟增長獲得支撐，成為大家兩利的事情。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本身是個很好的事情，是大家都互利的一個需求，不要再説什麼挑戰世界銀行、建立中國話語體系之類的話。我們要注意到，習近平主席在這次亞洲博鰲論壇上，完全是對這些國家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強調是雙方、多方共同發展。對於“一帶一路”，大家都應該明確，歷史沒有給我們留下多少財富或者經驗。現在我們要面向未來，要真正做好“一帶一路”建設，就必須創新，這樣才能完成這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才能在未來發揮對中國、對世界的積極的作用。（作者：葛劍雄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上海市歷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政府參事，全國政協常委。2015年07月10日 10:17:09，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