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英·新型智庫為“一帶一路”建設凝聚智慧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日前在第四屆全球智庫峰會“智庫的作用”分論壇上表示，在當今世界舞臺上，中國的影響力、行動力正在快速提升。與此同時，面對的大事、難事、急事也層出不窮，時代呼喚更多優秀智庫脫穎而出，為黨和國家破局解題凝聚智慧。

新華社北京6月29日新媒體專電（記者朱海峰王勝先）隨著“一帶一路”進入全面實施以及亞投行協定的正式簽署，中國參與國際合作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專家表示，“一帶一路”是一項開創性的探索，沒有可以借鑒的先例與成熟經驗，新型智庫作為國家治理和決策咨詢的“思想庫”、“智囊團”，應該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智力支持。

今年初，中辦和國辦聯合發文，要在國內建設50-100家“中國特色新型高端智庫”。通知指出，新型智庫要發揮咨政建言、理論創新、輿論引導、社會服務、公共外交等功能，在國家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日前在第四屆全球智庫峰會“智庫的作用”分論壇上表示，在當今世界舞臺上，中國的影響力、行動力正在快速提升。與此同時，面對的大事、難事、急事也層出不窮，時代呼喚更多優秀智庫脫穎而出，為黨和國家破局解題凝聚智慧。

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認為，“一帶一路”是當前經濟學界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新型智庫要盡快研究包括沿線國家的國民經濟發展狀況、“一帶一路”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一帶一路”對中國經濟發展和經濟改革的影響以及“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設施、貿易、投資、金融、能源等問題，為國家戰略的順利實施提供有力的智力保證。

中央對外聯絡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林永亮表示，“一帶一路”是智庫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已有近百家新型智庫對“一帶一路”開展專門研究。今年4月，中聯部牽頭成立了“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旨在搭建政府決策和智庫研究的對接平臺，通過對政策性、前瞻性問題進行合作研究，為“一帶一路”建設建言獻策。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英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亟需新型智庫的智力支持，甚至需要沿線國家智庫之間的緊密合作。智庫機構可以從三個層面為“一帶一路”的實施提供服務。宏觀層面上，智庫應當深入研究全球發展趨勢和世界經濟走勢，為國家規劃和政策制定出謀劃策；中觀層面上，要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等“五通”環節研究各行業、各領域的問題，為風險防範提供決策建議；微觀層面上，要及時跟蹤企業走出去的動態，從項目、投資等環節為企業提供智囊服務。

巴基斯坦技術合作開發公司總經理賽德迪誇·拉那認為，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主體，智庫機構應該為企業參建“一帶一路”提供三類信息，如原材料價格、沿線國家的政策和市場服務信息等。（人大重陽網 2015-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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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arcasamani人才系 on August 12, 2015 at 7:12pm: 朱旭峰：中國大陸智庫的角色究竟如何扮演？

7月31日下午，台灣“中流文教基金會”研訪團在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與大陸學者針對兩岸關係、周邊外交、國際與地區局勢等議題展開座談交流。長期從事中國智庫研究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朱旭峰教授出席座談會，並圍繞中國智庫在國內的角色與影響力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朱旭峰指出，與國家關係越緊密的智庫，越傾向於扮演官方決策建議者的角色，同時，知識發展水平越高地區的智庫，則更傾向於通過影響當地社會知識界來影響官方決策。

隨著2013年習近平批示“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智庫成為了相當熱門的詞匯。長期以來，對外界而言，智庫顯得格外神秘。在中國大陸的現實環境中，智庫是作為政府智囊，還是作為公眾倡導者，這一問題愈加受到外界的關注。朱旭峰教授指出，西方簡單地把中國智庫歸為“官方禦用”與“社會動員”兩類太過簡單。他認為，智庫是政府的“外腦”而非“內腦”，其功能是影響政府決策，並非直接做決策。朱教授把中國大陸的智庫分為“半官方的事業單位”與“非官方的民間組織”兩種，進而提出觀察智庫角色與行為的三個指標：智囊（如領導批示與官方咨詢）、學者（如參與學術研究）與倡導者（如新聞媒體的能見度），並從智庫規模、人際關係網、行政級別、與媒體的關係、所在地知識發展水平等多個角度整理出智庫的屬性。

經過基於25省三百多家智庫的問卷調查與分析，朱旭峰教授發現，行政級別對智庫的每一種行為均有很強的影響，智庫與決策者的人際網絡越強，越傾向於扮演“官方智囊”的角色；反過來，智庫與媒體的關係越緊密，則越傾向於扮演“公眾倡導者”的角色。他還發現，在影響政府決策方面，半官方智庫並不是靠與決策者的私人關係網絡，而是靠其行政級別，但民間智庫則非常依賴於與官員的私人關係。此外，所在地的知識發展水平對於民間智庫的影響也非常大，但對半官方智庫的影響卻是有限的。朱旭峰解釋，這是因為半官方智庫影響決策層有自己的內部渠道，而民間智庫則非常需要通過影響所在地的社會、輿論與學者，進而間接地影響到決策層，所以民間智庫需要依靠於知識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

朱旭峰教授在結論中表示，有兩種力量決定了中國大陸的智庫究竟是扮演“政府智囊”還是“公眾倡導者”的角色，一種力量是“與國家的關係”，對於半官方智庫來說，“與國家的關係”意味著行政級別，而對於民間智庫來說，“與國家的關係”則意味著其與官方決策者的私人聯繫。另一種力量是“當地的知識發展水平”，對所在地方的知識吸收、生產和傳播的能力越強的智庫，則越擅長通過社會知識的傳播來影響政府決策。（2015-08-02 中評社北京8月2日電，記者　王永雪　實習記者　束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