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的《雅舍小品》中，有一篇散文的主題是“信”，開篇先說：“早起最快意的一件事，莫過於在案上發現一大堆信――平、快、掛，七長八短的一大堆。明知其間未必有多少令人歡喜的資料，大概總是說窮訴苦摷屑累人的居多，常常令人終日寡歡，但是仍然希望有一大堆信來。MarcusAurelius曾經說：｀每天早晨離家時，我對我自己說，｀我今天將要遇見一個傲慢的人，一個忘恩負義的人，一個說話太多的人。這些人之所以如此，乃是自然而且必要的；所以不要驚訝。’我每天早晨拆閱來信，亦先具同樣心理……”

社會上有各式各樣的人，也就會相應收到各式各樣的信，其實正是那個時代信件往來最有趣的部份。

“寫信如談話。痛快人寫信，大概總是開門見山。若是開門見霧，模模糊糊，不知所雲，則其人談話亦必是丈八羅漢，令人摸不著頭腦。我又嘗接得另外一種信，突如其來，內容是講學論道，洋洋灑灑，作者雖未要我代為保存，我則覺得責任太大，萬一庋藏不慎，豈不就要湮沒名文。”

是啊，那個時代，很多人是將自己最要緊的所思所得寫在信件裡的，寄給一個專特的讀者，從中就能得到充份的滿足。

郵傳系統，是20世紀“現代生活”最早成立的必需品。

台灣地方小，郵件送遞難度相對低得多。日據時代早有完備的建置，雖然不到無遠弗屆，但戰後文人所居的處所，總都有郵差日日可到，即使在那個貧窮匱乏的年代，寄信的費用都不至於構成負擔，至少比人的交通來往平廉許多，當然就刺激了更強烈的寫信動機。

寫信、寄信所費無多，但畢竟還是有價，所以也不可能隨便亂寄，再加上很多人來往基本只靠信件，有沒有能力是一回事，但起碼在用心上，提筆寫信都還是求其要“言之有物”的。

文人本來就是以文字為業，於是那私下往來的信件，很自然就不只是彼此問候而已，更是文字與思想的小空間試驗場。

梁實秋描寫了理想的“愛寫信的人”，“家人朋友之間聚散匆匆，睽違之後，有所見，有所聞，有所感，不願獨祕，願人分享，則乘興奮筆，藉通情愫，寫信者並無所求，受信者但覺情誼歙如，趣味盎然，不禁色起神往，在這種心情下，朋友的信可做為宋元人的小簡讀，家書亦不妨當作社會新聞看。看信之樂，莫過於此。”

所以那個時代，收藏別人寫來寄來的信，很是一回事。

梁實秋特別列出了有幾種信不收藏的。

“多年老友，誤入仕途，使用書記代筆者，不收；討論人生觀一類大題目者，不收；正文自第二頁開始者，不收；用鋼筆寫在宣紙上，有如在吸墨紙上寫字者，不收；橫寫或在左邊寫起者，不收；有加新式標點之必要者，不收；沒有加新式標點之可能者亦不收；恭楷者，不收；潦草者，亦不收；作者未歸道山，即可公開發表者，不收；如果作者已歸道山，而仍不可公開發表者，亦不收……”

標準如此之嚴，其中固然有遊戲意味，但就算遊戲文章，也都明白彰示了那個時代對於信件內容的理想期待。信既正經，又不能太正經；信，是人與人之間最莊重的溝通與交付。

可惜的是，許多當年的信，今天都消失了。除了極少數，例如胡適的眾多書信，或殷海光、林毓生論學往來的內容外，都未見整理出版。介於公共與私密性之間，最能為我們揭開文人圈圈現實活動，進而提供更準確解讀一代文人作品內含意義的寶藏，早已流落失逸，只留下鳳毛麟爪，勉強供人憑弔，並藉以懷想：如果能夠得到那書信風懷的全貌，該有多好！（07.06.2015 星洲日報／照鏡‧作者：楊照‧台灣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