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兒3歲左右，想像發明了一個自己的朋友，叫做“笨瓜”。她常常慎重其事地告訴我們“笨瓜”怎麼怎麼了；或者當我們問她一些她回答不上來的問題——你不是說好今天應該洗頭的嗎？

她會毫不猶豫把“笨瓜”拉出來當作解釋——可是“笨瓜”不肯跟我一起去。

聽多了“笨瓜”的事，我可以確定：我女兒分得清甚麼是現實、甚麼是想像。她沒有幻覺、幻聽，也不會活在自己的幻想裡不肯出來或出不來。

這讓我稍微放心些，但還是憂慮：會不會是因為她一個人太寂寞了，渴望玩伴，所以才去創造、發明一個“笨瓜”出來呢？這個想像中的玩伴，為甚麼必須是個“笨瓜”呢？這種想像，與想像的方式，會不會是某種人際焦慮、錯亂的反映呢？

就在那種憂心中，我讀到作家Adam Gopnik寫的一篇文章，記錄他的3歲女兒，如何從想像裡創造出一個7歲半的人物，可是這個想像中的“玩伴”，卻老是沒有時間陪她玩。她不斷地打電話找這個“玩伴”，卻又不斷用無奈的口氣告訴大人：“唉，他今天又沒空！”

Gopnik完全想不通，為甚麼小孩會去發明一個沒時間陪她玩的“玩伴”呢？Gopnik的妹妹是一位發展心理學家，介紹他去讀一本書，Marjorie Taylor寫的《想像同伴與創造他們的小孩》（Imaginary Companions and the Children Who Create Them）。我趕快也去找了這本書來讀，讀後知道了：

一、依照心理學家調查，63%的7歲以下的美國兒童，發明過想像的玩伴。

二、這種現象非但不是出於與外界互動的困難，反而是兒童取得自信的重要象徵。“想像同伴不是任何心理創傷的標誌，而是兒童自信到懂得用故事來組織經驗的表徵。”

讀到這樣權威的科學論斷，我鬆了一大口氣。不只如此，意外地對於故事以及講故事的行為，有了深一層的認知與理解。

故事為甚麼重要？因為我們的認知與我們的經驗間，永遠存在著落差。我們知道的很多事，是無法經驗的。許多我們切身實在的經驗，又沒辦法以理智來解釋。當認知與經驗兜攏不來時，怎麼辦？我們就講故事。

故事不是“真的”，講故事的人和聽故事的人都知道。

我女兒明白“笨瓜”不是真的，她也不會假想大人真的以為“笨瓜”就藏在她隨手指的那裡。“笨瓜”是一個故事，是一個暫時拿來填補認知與經驗空隙的替代品。

當故事剛誕生時，我們都知道那只是故事，只是替代品。在每個“為甚麼”的反面，應該有比故事更堅實、更普通、更客觀的道理解釋。故事是我們編來敷衍自己、說服自己或暫時滿足自己的。每個人都會編自己的故事，每個故事都不一樣。甚至我今天編的故事，到了明天就會變個不同的面貌。

在找到更好的答案之前，故事暫時幫我們組構世界。本來雜亂不堪的認知與經驗，現在可以通通掛在同一個故事上，不再搞不清彼此關係，也不再苛求我們去一一照顧，我們只要抓住故事就好了。當然，隨著認知、經驗有所改變，我們需要的故事也會跟著改變。

故事，一定帶有某種程度的“自欺”。故事似真而非真。故事不能太假，假到我們自己會對之皺眉捏鼻子，我們不再能“進入”故事，故事就失去了幫我們組織世界的功能。然而故事也不能太真，真到變成事實，被當作“真的”

事實相信，故事就失去了流動性與暫時性，故事僵化了不再容納新的認知與經驗，於是本來應該作我們幫手的，會翻起撲克臉轉而成為發號施令的主人。

故事還是“活”一點的好，故事還是不要變成事實的好。故事最好還是存於似真非真的某種3歲兒童式的想像空間裡，與現實若即若離。不懂得故事與現實的這種曖昧，一定要去揭穿故事的真或假，會讓我們喪失講故事、聽故事的天生能力。如果故事都變成現實，那不只對故事是個災難，對現實也會是場可怕的浩劫吧！（10.5.2015 星洲日報／照鏡‧文：楊照‧台灣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