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紅頭巾挑起新加坡

解放前廣東婦女移民有3種原因：一為隨著丈夫和家人遷移的依附型移民，一為違背本人意願或被拐賣出國的被動移民，一為自願出洋謀生或留學的主動型移民。而三水“紅頭巾”屬於第三種。

上世紀60年代建設的亞洲第一高樓——— 保險大廈，是上千名“紅頭巾”在18層高的腳手架上，采取在第9層接力的辦法，一手一腳、螞蟻搬家般將材料逐層上遞，最終才完成這一令新加坡人驕傲的大工程。

陳來華·挑起一座花園城市

用竹削的扁擔

用木刨的扁擔

硬繃繃的扁擔

托在紅頭巾鐵的肩膀

在赤道的烈日下

鏟泥

築路

蓋房屋

璀璨的青春歲月

滲入汗水流淌

與石子　洋灰　一起攪拌

就是這樣一輩子苦幹

就是這樣一世人磨煉

紅頭巾在這一工地上

藍頭巾在另一工地上

將荒蕪的小島

靜悄悄地

挑起一座———嶄新的花園城市！

(作者系新加坡民俗研究專家，長期關註三水“紅頭巾”群體。)

八九十年前，從廣東三水前往新加坡從事建築行業的婦女數以萬計，一方鮮艷的紅色頭巾套在頭上，成了她們身份的標誌。

今年3月，“紅頭巾”的故鄉——— 佛山市三水區在全球範圍內發起急尋“紅頭巾”活動。“紅頭巾”也稱“三水婆”，是上世紀20—70年代下南洋到新加坡當建築工的三水女子的統稱。

結果令人唏噓又傷感：4月底，消息傳來，全球共征集到39名“紅頭巾”的信息，她們中，33人有姓名可考，其余6人則為無名氏。目前已經證實仍健在的只剩下10人，其中3人於多年前回到佛山市三水區安度晚年，7人目前仍居住在新加坡。

自主出洋婦女，大多為貧困所迫

令今人不解的是，當時的中國，還處於較為封閉的狀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根深蒂固，這些生於珠江三角洲的弱女子，為什麼要離鄉背井，去千裏迢迢的新加坡，從事最為艱苦的勞動？

“近代中國出洋婦女90%來自閩粵地區，其中又以廣府婦女、閩南婦女為最多，其次為客家婦女和潮汕婦女。”根據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範若蘭的研究，解放前廣東婦女移民有3種原因：一為隨著丈夫和家人遷移的依附型移民，一為違背本人意願或被拐賣出國的被動移民，一為自願出洋謀生或留學的主動型移民。而三水“紅頭巾”屬於第三種。

自主出洋的婦女有一個共同點，大多出身貧困。為生活所迫，出洋謀生是她們徹底貧困後的被迫選擇。她們中有的是得到丈夫或家人的同意，有的原本就與公婆或丈夫不和，但出洋後都勤勤懇懇，靠自己的勞動自立，還能接濟家人。

據不完全統計，包括散落到南洋各地的華工，1881—1930年的50年中，到新加坡的華工超過500萬人，1921年新加坡建築女工有189人，1931年為1237人，1947年為279人，實際數量應該遠遠超出這個數字。

在三水區蘆苞鎮，沿著北江大堤往北走，曾經有一條小巷迎祥裏，他的另一個名字叫“男人街”。上世紀初，蘆苞女子紛紛到南洋當“紅頭巾”，這條街上家家戶戶只見男人，於是得名。

由於維修北江大堤，“男人街”被拆得只剩下幾米，迎祥裏的牌坊也已經不在，雖還有少數兩三層的堅固房子，但住在裏面的，也不再是當年的僑屬。隨著很多老街坊去世和年輕人外遷，這裏變得冷冷清清，有一些外地人租住在裏面，因為房租便宜。但他們對街名及當年的歷史一無所知，只是覺得房子太陰太潮。

隨著巷子裏的房子老去，“三水婆”們頭上的紅頭巾“男人街”上男人們的故事，都隨風而逝……

都說國外好，誰知比家鄉還淒涼

“踏遍世間不平路，把那漂泊的步伐，停在荒涼的大路邊……”離家千裏，日夜操勞，“紅頭巾”回望海那邊，只覺得“前塵望斷天涯，故鄉在那雲深不知處”。

三水蘆苞鎮敬老院院長黃麗梅回憶，“紅頭巾”麥美玉老人幾年前住在敬老院，去世前她曾經向人回憶過在新加坡的日子。這位17歲結婚、不久喪夫、20歲跟人下“南洋”的女子說，當時人人說國外好，誰知道去了之後卻比家鄉還淒涼。

頭包紅方巾，身穿藍粗布上衣、黑粗布長褲，腳穿自制舊輪胎皮拖鞋，一根扁擔挑起沙石、磚塊，穿梭行走在隨風搖晃的高架上，或手握鐵鏟鋤，從清早7時至傍晚5時，於滾滾的沙塵中，謀一口飯吃——— 幾乎一個世紀過去了，還有誰記得，近百年前在新加坡各個建築工地上這樣的勞動場面？

今年100歲的“紅頭巾”黃蘇妹說，相比順德媽姐的細活，搓灰沙、挑磚塊、搬木料等工地體力活並不難上手，然而，肩上的百斤重擔，如今雖然過去了六七十年都清晰如昔。

最苦最累的工作，報酬其實最為低微。接受記者采訪的幾位“紅頭巾”都確切地說出了當時的收入。黃蘇妹說，那時候一天要做10個小時，雖然名義上有七角，因為工頭分層承包，她們拿到手時只有五六角錢，甚至三四角。據介紹，有時還出現過包工頭拖延支付或攜款跑路的事情。

一分錢銀，一滴血汗，“紅頭巾”們卻不輕易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錢。為了能多寄點錢回家，她們挖空心思省吃儉用。為省下5分錢的車費，她們每天早上4點多就起床做飯梳洗，5時多，別人還未起床，她們已提著裝午飯的籃子走一兩個小時上工地。

剩下的5分錢可以吃一餐飯，往往只有白飯加一塊腐乳或兩粒欖角，甚至咖啡撈飯(咖啡泡在飯中)也可以當一餐，大部分女工營養不良。

晚飯後，有些“紅頭巾”還將白天在工地上撿來的廢木料拿到街上當柴賣，有些人則到市場撿些菜葉做次日飯菜，還有人為了找個工錢好一點的工地，到豆腐街“企市”(站著等招工)。

夜晚“紅頭巾”多睡在一間大房，房裏是一排排床位，每人只租其中一個，窩睡在空氣汙濁、悶熱、狹窄的硬木板上。記者了解到，新加坡上世紀30年代一個床位每月1元，1950年代則提高到5元。

挺著大肚子七晝夜漂到新加坡

黃蘇妹住在三水敬老院二樓的一間套房裏，自己每天把被子疊得整整齊齊，自己吃飯、洗碗、洗漱，有人探望時房裏總傳出她響亮的談話聲。

聽說記者來請她講“紅頭巾”的故事，散步回來的黃蘇妹連忙走進房間取下毛巾，進洗手間仔細洗完臉，她又走到臥室用梳子把頭發理妥帖，這才慢慢地踱到客廳坐下。

“哪裏想得到竟然活過100歲呢！你知道嗎，在新加坡時，我在四樓上幹活，一腳踩空摔到了地上，旁邊的人都以為我活不成了，誰知道醫生一檢查，說只是皮肉傷。”回憶起60多年前的這一細節，黃婆婆神情十分歡快，滔滔不絕。

“你看我的手，這個無名指斷了一半。那時我挺能幹，又利索。”她轉過臉對著在場的人解釋，“一次建築水閘，要跳下泥坑挖泥倒泥，沒人願意下去，我就第一個帶頭，誰知道下去時鐵釘鉤住戒指，肉和戒指都卡在上面，後來去了醫院也保不住手指了，戒指也不見了。”黃婆婆去新加坡的時候是24歲，經歷了萬千苦難。

令人驚訝的是，上船時她已有7個月的身孕。船上只吃一點飯和鹹魚，沒有東西吃時，黃蘇妹只好一手拿著船票，一手拿著碗向別的船客討飯吃，因為暈船，黃婆婆吐了一路。很多人因暈船而上吐下瀉，又沒有水沖洗，整個船艙臭氣熏天。黃婆婆說，如今想起來都反胃。

在茫茫大海上漂了7天7夜之後，船終於駛入新加坡海岸附近“那些洋鬼婆看到船來，就拿幾桶硫磺水往我們身上潑，消毒後才放行。”因為時常寄錢回家，1946年，在新加坡工地捱了十年的黃蘇妹幾乎兩手空空坐船返鄉，與去的時候一樣，她坐最便宜的底艙，一樣缺吃少喝地捱了7天7夜才回到家。

令她多年不能忘懷的是，女兒誕生後她實在無法養活，只好送給一對華人夫婦，那夫婦給了她4元錢，自此母女天各一方，無緣相認。

三水“紅頭巾”見證新加坡自治

新加坡民俗專家陳來華先生介紹，“紅頭巾”參與建設的時間跨度很長，她們在新加坡的歲月，剛好見證了該國自治的歷史，即從英國殖民地轉變為自治國家的1960年代。

新加坡獨立建國後，面臨著將原來的漁村建成花園大城市的挑戰，政府大力推動城市重建，發展工業區，重建基礎設施，建設組屋新鎮，讓居者有其屋，大興土木自然需要龐大的工人隊伍來完成。因為當時沒有機械，平整建築工地，搬運沙石、撈建築用的水泥灰漿，都要用人工肩挑，勤勞勇敢、工資低廉的“紅頭巾”遂成為頗受歡迎的一支建設力量。

據考證，“紅頭巾”承建的工程也包羅萬象，從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軍港、馬路、橋梁，到新加坡獨立自治後建成的人民劇院等都有。

據介紹，上世紀60年代建設的亞洲第一高樓——— 保險大廈，是上千名“紅頭巾”在18層高的腳手架上，采取在第9層接力的辦法，一手一腳、螞蟻搬家般將材料逐層上遞，最終才完成這一令新加坡人驕傲的大工程。

茫茫滄海變桑田，隨著最後一批“紅頭巾”走入暮年，那一段歷史是否也將湮滅在滾滾紅塵中？

5月27日，記者前往“紅頭巾”的故鄉三水，尋訪最後的“紅頭巾”。在近代出洋人數極多的廣東，三水可以稱得上是個傳奇的地方，2010年，百歲以上老人竟有88名。3名逾百歲的“紅頭巾”婆婆就生活在這裏。

黃蘇妹今年9月將迎來一百周歲生日，而居住在三水樂平南聯赤東村的陳群和李秀竹，都已經101歲高齡。2008年2月16日，104歲的梁杏容老人安然辭世，是迄今年齡最長的“三水婆”。

這些年來，對於陸續返回家鄉的“紅頭巾”，三水當地政府都作出妥善安排，對無兒無女的“紅頭巾”，免費安排入住敬老院，而健在的“紅頭巾”都能拿到老齡津貼，享受免費體檢，70歲以上老人可以免費接受白內障手術。

史海鉤沈·為何“三水婆”偏愛紅頭巾

當時在新加坡建築工地打工的三水女子為什麼要頭盤紅頭巾，是接觸這個群體的人都會產生的疑問。是三水故鄉的風俗，還是新加坡建築工地的規定，還是有其他含義？

“在三水，並無戴紅頭巾的習俗，應該是工地常有泥水、灰塵，為了遮擋臟物和遮陽，新加坡是熱帶雨林氣候，特別熱。”人稱“三水通”的植偉森分析。

也有專家認為，這是馬來亞華人建築業獨有的，也是華人建築女工對新環境的適應，方巾熱可擦汗、冷可保暖，因為漿過比較硬，還可以適當保護頭部免遭碎石傷害。

還有另一種說法，當時到新加坡去做建築工的，自然不止三水婦女，來自廣東的就有花都、增城、四邑、高要、肇慶等地的華工。同一個建築工地也有兩三個包工頭，有時工人一走散，很難分辨自己人，這給工地管理等帶來諸多不便。

隨著工人越來越多，沒有標識是不行了，於是有人提議用頭巾的顏色區分，其中的客家女工在勞作時戴的是藍色頭巾，來自清遠的婦女則穿著以淺藍色為底、印有白色小圓圈波點圖案的服飾，人數最多的三水姐妹別出心裁選擇了吉祥的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