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年前初秋的一天。我在天草下島的一個公共汽車站等車。當時我正在尋找被稱作南洋姐的底層婦女蹤跡的旅行中。那一天，我也是從早晨起就漫無目的地在下島的西海岸走來走去，直到太陽落山才回到公共汽車站。

由於除了這平均一個小時才有一趟的公共汽車以外沒有其它交通工具，小小的車站候車室裏，擠滿了島上的人們，有曬得黝黑的壯年漁民，也有像是看過醫生的老年婦女。雖然我穿著樸素，但一眼就能看出不是本地人，島上的人們自然不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著我。不過，我早已精疲力盡，無暇顧及別人的目光了。雖說已進了九月，但南方島上的太陽依然火辣辣的。我的疲勞既有在烈日下走了很長的石頭路的原因，也有由於越接近那些從小被迫從娼的南洋姐，作為同性我的心情越沈重的緣故。

我在長椅的一端坐下，雙手抱膝，低下頭去。忽然，一副畫板和一個油畫工具箱進入了我的眼簾。我不由得擡起了頭，只見一位身材結實、五十出頭的男性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可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個城市人，發黃的襯衫上到處濺著油彩。想來也是，天草下島的西海岸，海岸線蜿蜒起伏，湛藍的海面到處突現著白色的巖石，原本就是一幅風景畫，畫家來此作畫是很自然的。

記不清是誰先開口的，我們互相打了招呼，並都告訴對方自己是從東京來的。他還慢條斯理地對我說道，他是一位星期天畫家，屬於一個叫邱吉爾會的繪畫團體。由於被島上的風景迷住了，他把東京的工作交給年輕人負責，自己和夫人一起來到島上，在這兒已畫了半年畫了。他的夫人在島上為年輕人義務教茶道和花道。他跟我說了這麽多，從禮節上講我也應該把我此行的目的等直率地告訴他，可是，因為我深知談論南洋姐的存在是這個島子最大的禁忌，早就下了決心不把研究目的告訴任何人，所以只簡單地說了句：“我來島上是為了調查點事，住在XX旅館。”沒想到，這位男性對我的回答不僅沒有表現出不悅，反而十分理解地安慰我說：“一位女性大老遠地跑到這兒來，你不說來調查什麽，我也大致能夠猜到。你辛苦啦。”

我一邊深為這位男性的體貼而感動，一邊又為他敏銳的洞察力而吃驚。不久，車到了，我們終止了談話。大概只坐了兩站，他對我說了聲“再見”，就下車了。雖說我們的相逢總共只有十幾分鐘，可它卻像一股清泉留在我的記憶之中。此後，每當我去天草島，都不由得想到：他現在還在這個島上畫畫嗎？

但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和這位男性還有再次相逢的機會。因為我們彼此都沒有告訴對方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六年之後，在今年六月，我和這位男性在東京銀座的中心再次相見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在某雜誌上寫了一篇小文章，引起了銀座一家帽子店女主人的註意，當我得知她也是邱吉爾會會員時，便向她談起了在天革遇到的那位男性。不料，那位男性正是她很要好的繪畫朋友。

見面那天，我頭一次得知這位男性的姓名。令人吃驚的是，這位男性——也就是T先生，他早已知道我的姓名，並一直期望有一天能再次與我見面。因為在我們相逢後的第四年，我的《山打根八號娼館》出版了，T先生憑著直覺知道我就是那本書的作者。而且，為了表示對我工作的祝賀，他把我片刻不忘的天草下島的風景畫成三號大的油畫，期待著有一天能親手把它送給我。

也許由於充分反映了T先生的人品和天草島的風士，這幅油畫的色彩溫暖柔和。但海中突出的巖石卻畫得令人悚然，仿佛是那些南洋姐們發出拗哭的身影。

據說，T先生雖然常年住在東京，但也是出生在天草下島的人。六年前他在天草的滯留，也是因為惦記著臥病在床已有九十高齡的母親的緣故。正因為是天草人，所以六年前的那天，他才一下子就猜出了我旅行的真實目的。

T先生送給我的那幅畫著天草的海的油畫，正掛在我家中的一室裏。每當我凝視著它，就會不由得想到——相逢是多麽的奇妙。 原載《日旅》一九七四年八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