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的《封神 I》與 2025 年的《封神 II》，讓明代的神魔巨構再次躍上大銀幕。烏爾善導演以三部曲的長線製作，將殷商末年的天人亂局搬到國際化的工業舞臺，票房、口碑與視覺規模都引發了觀眾熱議。然而，在這場聲光盛宴的背後，女性主義批評提醒我們——這套從明代流傳至今的民俗—神魔—史傳混合敘事，其性別結構依然帶著厚重的父權陰影：女性，依舊是覆國的「象徵性替罪羊」。

一、「禍水紅顏」的古典密碼

《封神演義》的開場，商紂王在女媧廟題下輕佻詩句，對神祇公然進行文字性騷擾。這本應是一個關於男性權力自我失控的倫理起點，但故事很快將災禍的形象化重心轉向蘇妲己——那位被狐妖附體的絕色女子。觀眾看到的，是她一步步魅惑君王、操控朝政、誅殺忠良，直至王朝傾覆。

這條敘事鏈條，恰好吻合中國史傳與民俗中的「禍水敘事」傳統：西周的褒姒、唐代的楊貴妃、乃至晚清的慈禧，歷史與文學一再把國運衰敗與女性形象捆綁。女性成為「災禍」的化身，即便她們只是權力鬥爭的被動參與者。這種安排的文化功效顯而易見——它將政權崩潰的制度性原因（集權腐敗、軍事失衡、經濟衰退）壓縮成「美色誤國」的單一因果，轉移責任，模糊真正的權力失敗。

二、電影的換軸與未竟之業

烏爾善版《封神》，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這個性別偏向。電影版的殷壽（費翔飾）被描畫為野心與權力欲交織的暴君，女媧廟事件雖仍存在，但更像是揭示他性格中傲慢與無敬畏之心的伏筆；權力黑洞、祭祀儀式與制度暴力成了劇情的推動力。

然而，蘇妲己（娜然飾）依然被設計成劇情的關鍵推手——她的狐魅、謀略與操控力構成了觀眾感官與情節轉折的高點。這意味著，即便電影將「原罪」歸回到男性權力身上，女性作為覆國象徵的傳統角色，仍在市場與審美的雙重壓力下被保留。

三、父權敘事的自我複製

女性主義批評會指出，這種敘事模式是一種父權防衛機制，有三層功能：

角色定型：美貌女性被塑造為誘惑與毀滅的結合體，成為戲劇衝突的「高效符號」。

責任轉移：權力核心的男性錯誤被稀釋或外包，制度批判讓位於道德化的情感批判。

觀眾順應：市場迎合了部分觀眾的既有性別刻板印象，「妖姬禍國」成為易於接受、易於消費的情節。

這套文化密碼在古代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在現代則成為影視娛樂的慣性。它既懲罰「越界」的女性形象，也強化「守本分才安全」的性別規訓。

四、再創作的性別翻轉可能

如果我們將《封神》的文化影響力與女性主義思路結合，未來的再創作可以嘗試幾種翻轉策略：

多元視角：讓妲己、女媧等女性角色擁有主觀敘述權，讓觀眾看到她們的動機、恐懼與自主選擇，而非僅是男性墮落的道具。

制度批判前置：把王朝崩潰的主因回歸到政治結構，而非個體情感，讓女性角色免於成為唯一罪因。

符號反轉：將女性的美與聰慧設計為改革與救贖的力量來源，顛覆「美色＝危險」的傳統公式。

這不僅有助於消解文化中的性別偏見，也能為觀眾提供更豐富的角色層次與故事張力。

五、結語：從「羽量級騷擾」到文化釘子戶

無論是商紂王題詩戲神，還是今日網絡上的性別戲謔，語言從來不只是語言——它會塑造權力結構，重塑公共空氣，甚至為制度暴力鋪路。《封神》這樣的經典敘事，無論在明代的小說還是現代的影視改編中，都在告訴我們：當語言與符號被父權系統接管，它們會一再生產「女性是災厄」的文化定律。

今天的我們，能否在享受史詭史幻的同時，意識到這條定律本身也是需要被挑戰的？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封神》的熱潮就不該只留在視覺與票房的紀錄中，而應成為一次重寫性別敘事、鬆動文化鉗制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