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世界的現象學

莫蘭教授繼而指出，正如心理學是新科學一樣，社會學也是二十世紀的新科學。在二十世紀，社會性維度受到廣泛關注，比如馬克斯·韋伯在這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後期，有一些現象學家開始關注社會世界的構成，並產生了一批相當重要的現象學文本。

要討論「社會性」的現象學，就需要思考是什麼使得人類社會化。馬丁·布伯的《我和你》（1923）、馬爾庫塞對卡爾·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重新發現、亞歷山大·科熱夫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的解讀、埃迪·施泰茵的《一項關於國家的研究》等作品，都是重要的研究成果。最為突出的是阿爾弗雷德·舒茨的工作。舒茨在《社會世界現象學》（1932）一書中討論了生活世界的四個維度，它們分別是：同時代人的世界（Mitwelt，舒茨本人對「共同世界」的翻譯）、周圍世界（Umwelt）、前人的世界（Vorwelt）、後來者的世界（Folgewelt）。

舒茨看到，人們生活在一個複雜的、多層的社會性結構之中。在紛繁複雜的社會關係中，舒茨視「我-你」（I-Thou）關係為首要關係，在「朝向他者」的過程中，最基本的關係是「面對面」的關係。舒茨指出，「生活中的社會關係可以幾種不同的形式發生。在純粹和充分的意義上，它緊密結合於你（Thou）在面對面的情境中的身體性的給予。因此，它是一種活生生的面對面的關係，或者，一種純粹的我們-關係（We-relationship）。從這種關係中，所有不屬於直接經驗的社會實在領域的朝向他者的意向性活動，所有解釋主體性意義的方式，以及所有參與僅僅是同代人的和前人的世界的可能性，都獲得了它們的有效性。」舒茨還指出，這種「我們-關係」（Wir-beziehung）關係的基礎在於「我出生於一個世界之中，這是一個直接體驗到的社會實在的世界，即我的周圍世界（meiner Umwelt）：這一事實直接意味著，我已經處於我們這種基本關係（die Grundrelation des Wir）之中。從這一基本關係中產生了所有我關於特定同伴們的直接經驗的有效性，以及我關於自己並沒有直接經驗的同代人的世界的知識的有效性。在這種意義上，舍勒正確地說到，我們在這個直接的社會實在性的世界之中的經驗是自我關於世界的一般經驗的基礎。」

作為現象學核心概念的交互主體性

在現象學中，談論自我、他人、社會，往往離不開對交互主體性的討論。莫蘭教授指出，交互主體性（Intersubjektivität）這一概念一直受到胡塞爾、馬丁·布伯、阿爾弗雷德·舒茨、讓·帕托什卡、莫里斯·梅洛-龐蒂與讓-保羅·薩特等現象學家的關注。其中，海德格爾較少使用「交互主體性」一詞，而代之以「共在」（Mitsein）或「共同此在」（Mitdasein）的表達。「交互主體性」這一概念在胡塞爾的許多著作中被詳盡地討論過。例如，在《笛卡爾式的沉思》中較多使用「超越論的交互主體性」、「單子論的交互主體性」、「和諧一致的系統」等表述；在《歐洲科學的危機與超越論的現象學》一書中也有著「有效力的交互主體性的和諧一致」之類的表述。

胡塞爾吸收了萊布尼茨的單子論思想，他認為完全具體化的「自我」是一個「單子」。「單子」意指一個包含了其全部生活、行為和意義等內容的人，一個單子是一個個體的、活的、具體的統一體，也是一個「生成中的統一體」。胡塞爾將交互主體性看作一個「單子論」（monadology），並談論單子論的交互主體性的、交流的和開放的共同體。單子是獨一無二、彼此絕對分離的個體，但是它們生活在一個由諸多單子組成的共同體之中；單子們處於「和諧」之中並通過這種單子共同體的和諧達成一種共享的共同世界的意義。

針對交互主體性這一概念，莫蘭教授較為支持丹·扎哈維教授的看法。扎哈維在他的《自身與他者》中指出，「『交互主體性』這一德語詞最早偶然出現於約翰內斯·沃爾科特1885年的著作中，隨後為詹姆斯·沃爾德所采納，並於1896年首次在英語中使用。然而，只有在胡塞爾的著作中，才首次出現了對交互主體性概念的系統和廣泛的哲學討論與處理。」「交互主體性」一詞在胡塞爾文本中首次出現，是在胡塞爾1900-1911年的關於《現象學的基本問題》的講稿中（《胡塞爾全集》第13卷）。在《觀念I》中，胡塞爾有五六處提及「交互主體性」，他認為科學具有「交互主體性的合作」的形式。

胡塞爾在他的《形式的與超越論的邏輯》、《笛卡爾式的沉思》與《危機》等著作中明確討論過交互主體性。胡塞爾對交互主體性問題的討論與他對「超越論唯我論」問題的克服密切相關。他在《笛卡爾式的沉思》中使用唯我論的還原，將所有經驗還原到「本己領域」，但這並不意味著與他人共享的世界的概念就此消失，事實上，胡塞爾認為存在一個屬於集體性的主體性和共同體意識的「交互主體性的本己領域」，並提出一種被其稱為「我們-主體性」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