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以結構分析揭示中國格律詩的普遍模式。在《中國格律詩的模塊設計》（1970）一文中，雅各布森對中國格律詩進行了細致入微的結構分析，他所構建的中國格律詩的模式既簡單明了，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涵蓋了音節組合、平仄、對偶和用韻這四大特征。他運用對稱與反對稱的原理，深入細致地分析了中國格律詩的結構特征，揭示出中國格律詩的普遍模式及其成因，不僅開拓了我們對於中國詩歌的研究視野，更揭示了中西詩學的同構模式，顯示出中西詩學對話與融合的可能性。

20世紀80年代，隨著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等在中國學界展開理論旅行，中國詩學研究從雅各布森文學闡釋學和批評實踐中汲取到許多有益滋養，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借鑑雅各布森文學闡釋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古典詩歌；二是借鑑雅各布森的隱喻轉喻說闡發中國的「比興」問題。雅各布森結構主義語言學視角的文學闡釋學研究，是一次成功的文論「擴容」，其「平行結構」「對等原則」「隱喻-轉喻」等理論的闡釋效力，以及細讀式詩歌批評實踐，對於我們評點式、印象式、感發式的古典詩歌研究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和借鑑價值，不僅為中國詩歌研究提供了一種互補性的研究范式，而且促進了中國詩歌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與接受，推進了中西詩學之間的互動與對話。

三、批判吸收：雅各布森文學闡釋學應與中國文學實踐相結合

借鑑西方文論的最終目的還是要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發揮其最大價值，只有將西方文學理論與中國文學實踐相結合，才能最大程度地激發理論自身的內在生命力而成為「活的理論」，才能使外來理論經過本土化改造而真正成為中國文論話語。而要借鑑雅各布森的文學闡釋學來建構中國的文學闡釋學，必須要經過批判吸收。之所以要對外來理論進行批判吸收，一是因為任何理論都是在歷史進程中面向特定現實而產生的，存在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要規避其理論自身的不合理或不足之處（如「強制闡釋」）；二是因為任何理論都是在某一國度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中誕生的，具有特定的意識形態性，因此須堅持「自我」意識，過濾掉其背後的某些意識形態色彩（尤其是隱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意識）。批判他者只是手段，建設自我才是根本目的。

雅各布森的「對等」「平行」等文學闡釋學理論對中國古典詩歌具有較強的闡釋力，一定程度上激發、補充和豐富了中國詩學研究，同時，中國詩學也為雅各布森詩學提供了理論檢驗的場地。比如，高友工、梅祖麟《唐詩的魅力》通過深入比較，指出雅各布森理論的不足，針對漢語詩歌的「隱喻語言」而提出不可忽視的「分析語言」，以此否定雅各布森將對等原則作為詩歌唯一關係法則的極端觀點，進而提出應將「傳統」概念引入結構主義理論，這種「傳統」自然是追求「言外之意」的中國文化傳統；再比如，童慶炳還針對雅各布森的「語言文學性」提出了「審美文學性」予以矯正。

總之，相較於總體上「重意輕言」的中國詩學而言，雅各布森的文學闡釋學無疑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思路，一種范式，一種補充，一種借鑑。文學闡釋者既要「入乎言內」，又要「出乎言外」，只有「入乎言內」才能把握和呈現文學語言的結構、本色乃至生氣，知曉文本的生成機制，而只有「出乎言外」才能真正理解和體驗文學之為文學的意味、氣韻和高致，獲得超越文本的審美愉悅；只有出入有度，內外融通，彼此借鑑，取長補短，才能實現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互補，彌合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斷裂，擺脫西方詩學二元對立思維的桎梏或中國詩論「得意忘言」的片面，才能在中西詩學比較的整體格局中重構我們的「文學性」認知，最終建構起科學性、人文性、歷史性、現實性統一的中國文學闡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