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勒的這些思辨不僅延續了近70年來有關社會批判、文化工業批判以及多種晚近現代及後現代思想家對技術時代人類命運的反思，而且通過他展開的遞進式的系譜化構造，使得數字中斷所導致的人的認知短路等「網絡憂郁」乃至對系統愚化的擔憂的急迫性得以充分彰顯。

由此，他向人們揭示了這種數字中斷所帶來技術震驚:人類的精神、智力、情感和感性能力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脅，符號生產與理論知識創造越來越少，人們在其個體化過程中的能動性越來越難以發揮，人的個性化與獨特性的缺失越來越普遍。這迫使人們看到，很多看似使人類的行動能力變得空前的強大科技，實際上是憑借著各種破壞性的手段發展起來的，它們在導致非有機體、非世界與非人無限膨脹和熵的無限增加的同時，必然造成人的精神生態危機。

因此，斯蒂格勒認為，面對數字中斷及其導致的技能與知識遭遇普遍性剝奪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是時候引入相應的二次懸置折疊（中斷重復）（epokhal redoubling）激活相應的技術變革了。他認為，固然數字中斷造成了嚴重的失調，甚至每種新的數字或智能技術都會如同超級記憶藥一樣對人的認知與情感能力形成短路性破壞，但隨著由數字中斷所產生的技術震驚的震撼力愈益加大，必然會迫使人們通過二次懸置折疊（中斷重復）尋求解毒與治療之道:其一是哲學意義上的懸置折疊（中斷重復），即在信仰和知識上與現有的數字技術與自動社會的知識斷開，懸置其歷史時代的文化行為程序;其二是新知識和新行為以及新的超個體化循環的重新構建，進而在此基礎上重建新的社會體系。（[2]，pp.111-113）

盡管批評者會指出這兩個方面只是抽象的可行性方案，但斯蒂格勒卻在實踐中對此進行了嘗試。一方面，他在他所主持的研究與創新研究所進行了數字化研究，這一研究並非對數字技術的簡單的人文反思，而試圖在一般器官學的架構下，構建一種類似於福柯的「新知識型」或巴什拉的「新認識論」的面向所有知識的新范式，通過范疇轉移、認識論斷裂等規劃一個去自動化的自動社會。（[2]，p.110）另一方面，結合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的凸顯能動性（agency）與獲能（capacitation）的能力經濟學理論以及他自己的力比多經濟理論，提出了貢獻式收入的概念，並應用於智能城市建設試驗。（[1]，p.19;pp.180-181）

正是基於這些認知與實踐，他試圖通過一般器官學化解人類紀和自動化社會的看似不可逆的熵增，創構一種超越數字中斷而使人免於精神與價值隕落的負熵的未來。而要真正實現這一點，正如他所說的那樣，則不再僅僅是哲學問題，而是一個「政治的問題」，「是一場人與人之間的戰爭」。[7]

【參考文獻】

[1] 貝爾納·斯蒂格勒 .人類紀里的藝術:斯蒂格勒中國美院講座 [M]. 陸興華、許煜譯 ,重慶 :重慶大學出版社 , 2016, 110.

[2] 貝爾納·斯蒂格勒 .南京課程 : 在人類紀時代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自然辯證法》 [M]. 張福公譯 ,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2019, 22.

[3]貝爾納·斯蒂格勒. 意外地哲學思考: 與埃利·杜靈訪談 [M].許煜譯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2018, 146- 148.

[4]貝爾納·斯蒂格勒. 技術與時間2. 迷失方向[M]. 趙和平、 印螺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0, 86.

[5] Deleuze, G.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EB/ OL]. https://www.jstor.org/stable/778828.

[6]Rouvroy, A., Stiegler, B. 'The Digital Regime of Truth: From the 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 to a New Rule of Law'[EB/OL]. http://www.ladeleuziana.org/wp-content/ uploads/2016/12/Rouvroy-Stiegler_eng.pdf.

[7]貝爾納·斯蒂格勒.論符號的貧困、情感的控制和二者造成的恥辱[A], 王曉明、蔡翔: 熱風學術, 第八輯, 許煜、 王舒柳譯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5, https://www. caa-ins.org/archives/1855.

（本文作者段偉文，单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2020-12-12 原載：【論壇第5期話題】科技世代與人類未來丨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主講者：劉永謀、段偉文、閆宏秀、楊慶峰；來源：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說明：劉永謀、段偉文和閆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發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2卷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