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斯蒂格勒認為，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關機器和一般智能等討論中，最早明確地指出了其中的「無產階級化」也就是去技能化或無能化問題，即由知識的外置化所導致的知識破壞與喪失。（[2]，pp.89-91）而這種「無產階級化」是技術變革、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等制度安排下的產物，一般伴隨著人對這一過程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屈從。具體而言，19世紀工廠對工人身體的機械蹤跡的采集導致了人的技能知識的「無產階級化」，20世紀興起的消費社會中的文化工業對受眾的模擬蹤跡的引導使人的生活知識「無產階級化」，當前建立在第三數字持存即數字蹤跡的自主-自動生產之上的超級工業和自動化社會則正經歷著「理論知識喪失的時代的誕生」——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第三階段。（[2]，pp.46-47）

其次，他強調德勒茲所預言的「控制社會」正在變成現實，也就是我們正在經歷的徹底「無產階級化」的第三階段。當前，隨著大數據的發展，一切蹤跡都可以被作為數據來采集、記錄和分析，由普適計算和萬物互聯所構建的超級工業化情境無處不在，數據驅動下人人皆可分析的解析社會呼之欲出。早在1992年，根據消費社會對人的注意力和欲望的破壞性捕獲與非強制性調制，德勒茲就曾提出「控制社會」的預言:人們將置身無處不在和持續運行的管控網絡之中，個體被細分為分割體（dividuals）。[5]

沿此譜系，斯蒂格勒強調，如果說在消費社會中是借助文化工業和媒介俘獲消費者的注意力而使得消費者獲取如何生活的知識的過程發生短路的話，近年來出現的大數據等蹤跡產業（industry of trace）則試圖通過社交網絡和眾包平台實現對人的內驅力的自動控制，對由此形成的烏合之眾實施自動干預，基於大數據的快速運轉的自動化知性分析能力甚至會繞過作為綜合能力的理性而使其短路。

在走向總體化的自動社會中，這種控制有可能發展為對洞察力的機械性清算，人的認知過程甚至成為「神經市場學」、「神經經濟學」所計算和調制的對象。（[2]，pp.41-86）

對此，斯蒂格勒專門與比利時學者胡芙華（Antoinette Rouvroy）探討過她與貝恩斯（Thomas Berns）提出的算法治理術（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他認為，這種基於控制論的算法治理術實質上是編程化（grammatization）即人的智性經驗的人工再生產的最新階段，應該從一般器官學的角度進行思考:在趨向總體自動化的技術體系的發展中，基於數據行為主義的編程化會不會實現數字化真理統治（digital regime of truth），使得社會體系和個人心理乃至意識發生終極短路?斯蒂格勒認為，就算人的洞察力被自動化過程所短路，但由此獲得的算法的分析能力只是對康德意義上的知性的自動化，最終不可能替代理性而只能走向失敗。[6]

（本文作者段偉文，单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2020-12-12 原載：【論壇第5期話題】科技世代與人類未來丨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斯蒂格勒與技術哲學的未來；主講者：劉永謀、段偉文、閆宏秀、楊慶峰；來源：澎湃新聞∙ 思想市場；說明：劉永謀、段偉文和閆宏秀等三位教授的稿件首發於《自然辯證法通訊》第42卷202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