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與尋求共性的「大」的文化相反，源於這樣一個文化的學術傳統的優勢在於，它是以差異為主題的。而且，就小型文化而言，在對象層面和元語言層面描述和驗證其不同與特性的科學概念都尤為寶貴。由於缺乏對地方之軸進行描述和評估的方法，在融合地方文化和全球科學的道路上，全球性就成為最顯而易見的、令人憂心的障礙。 而我們的理論語言對於表現地方的獨特性是否足夠靈敏，這也可能成為阻礙發展對文化與自然之研究的一個問題。 填補這一罅隙的一個方法可能就是，創造出綜合性的理論概念，它可以為描述地方文化指明一些方向， 同時又使這種描述的確切本質保持開放性。

在元層次上，作為描述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描述人類在生物系統中的位置以及人類文化中的自然的學科，符號學的興起可算姍姍來遲。 盡管自20世紀90年代起，生態學的符號學研究就在不同的語境中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出，但作為范式的生態符號學是直到諾特 （Winfred NO ǖth）1996 年的論文發表後才有跡可循的。①在該文中，諾特將生態符號學定義為：研究生命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之符號學方面的科學。 ②

兩年後，庫爾縮小了這個詞的范疇，認為它包含了發生在人類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的符號過程， 即「生態符號學可以被定義為自然與文化之間關係的符號學」，③由此將生態符號學與生物符號學區別開來。2000年，在伊馬特拉國際暑期研究所進行的符號學與結構研究，以及幾家符號學期刊的專刊④也見證了這一新范式的產生。 生態符號學最近的發展則包括了在系統生態學⑤、 風景生態學⑥和生態批評⑦之間建立聯系的努力。

①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p.347-348.

 ①Winfred NO ǖth,「Oǖkosemiotik,」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1996,vol.18, no.1, pp.7-18. 轉引自 Winfred NO ǖth, 「Ecosemiotics,」 Sign Systems Studies, vol.26, 1998, p.333.

 ③Kalevi Kull,「Semiotic ecology: Different natures in the semiosphere.」

 ④Semiotica，127-1/4，1999；Tartu Semiotic Library，vol.3, 2002；Sign System Studies，vol.3, 2002；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8-3,1986.

 ⑤Soeren Nors Nielsen,「Towards an ecosystem semiotics: Some basic aspects for a new research programme,」Ecological Complexity, vol.4, no.3, 2007: 93-101.

 ⑥Almo Farina, Andrea Belgrano,「The eco-field hypothesis: toward a cognitive landscape,」Landscape Ecology, vol.21, no.1,

 2006, pp.5-17; Almo Farina, 「The landscape as a semiotic interface between organisms and resources,」Biosemiotics, vol.1,  no.1, 2006, pp.75-83.

 ⑦Timo Maran，「Towards an integrated methodology of ecosemiotics: The concept of nature-text,」Sign Systems Studies, 35(1/ 2), 2007, 269-294; Alfred K. Siewers, Strange Beauty，Ecocritical Approaches to Early Medieval Landscape，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接下來，我們將要探問：生態符號學方法的何種知識可以運用於研究人與自然之關係的話語，運用於融合了生態批評、文化生態學、環境美學、科學生態學、環境哲學和其他學科的討論。 本文旨在嘗試一種謹慎的可能：將地方性視為主體及其環境之關係的、一以貫之的特性，並對這一以符號學為基礎的概念提出一個定義。 這裡，我把地方性作為符號結構的一個特征來進行分析，這些符號結構以如此的方式和環境一起出現，以致如果不大大改變結構或是結構所包含的信息， 它們就無法脫離環境。

這一概念源於如下理解：一個符號過程總是包含著特別的、獨有的現象。 在皮爾斯（和西比奧克）的符號學傳統中，文化和自然的絕大部分可以被視為符號過程的結果或者模式，這些符號過程不可避免地將重點放在文化與自然的地方性身份之上。另一方面，地方性的概念強調了環境關係的質性特點。

後文將會提到，主體及其所在的環境之間互為條件性是生命體與人類起源的符號系統的典型特征，並且，我們是從理論生物學和理論符號學——即產生生態符號學的兩門主要學科——的角度來討論這一問題。因此，在這裡提出的方法認為，對生態符號學而言，自然是特征性的，而且，這種方法能夠運用於更廣意義上的，對文化與自然之關係的研究。 在本文的最後部分，我們將會討論在文化認同的塑造中，作為安置的地方性在一個特定的自然環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二、作為生命體特征的地方性

每個生命體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適應於它所在的環境，這一理念是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生物學的主要觀點，屬於生態學的核心部分。但是，在現代進化論生物學中，生命體及其環境仍然是相當抽象的，它是在某種間接的、抽象的指標，比如適應性、適應價值之上被定義的。 如果我們對某一物種的個體行為進行觀察，那麼，作為圍繞真實的生命體、具有特征的媒介，環境可以成為行為研究、自然史研究或是生物學領域其他形式研究的對象。

動物及其環境的適應關係， 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生理上的相應性，如動物的身體構造、生理及其環境之間的一致性； 交流與符號學上的一致性，作為個體的動物在其間對特有的環境進行感知、作出反應。這兩個方面是必然相關的，比如說，像哺乳動物的眼睛構造這樣的生理適應，使得人類能夠以我們的方式來感知風景。 同時，這兩個方面內容也有著明顯的不同： 交流和符號學上的一致性是質性的，並且和個體的解釋與發展相關。 只要我們將生命體作為主體來進行檢視，允許它有某種解釋和選擇的自由，生命體及其環境之間的關係就會是特別的、獨一無二的。 生物符號學的主要締造者烏克斯庫爾（Jakob von UexKüll）對這一主體性的現象學觀點進行了很好的闡述：

動物的身體可以被比作一所房子， 以此來進行研究， 解剖學家一直詳細地研究它是如何被建造的； 生理學家則研究房子裡的機械應用；而生態學家描述和研究的，是這個房子所在的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