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漢字時代產生的神性意識和神性敘事(「話」)，存在於漢字的創造中，讓我們可以尋回失去的世界。漢字神話學，其落腳點在於漢字，在於漢字如何被歷史學(訓詁)、哲學(經學、小學)所馴服，失去了靈性神性。可是，從古人留下的蛛絲馬跡中、從考古發掘的文物中，我們似乎可以找回那個漫天神靈的世界，因為，正是在漢字中，一切端倪和軌跡均班班可考。那時的人類與神類、萬類的一切，均成為遠古化石，凝固在漢字之中。如何從中喚醒那些活靈活現的幻象和心象？漢字的初文，是否可以尋覓？

由此更可以思考：漢字創生，是否依靠神性思維的邏輯？「六書」之前，漢字圖象的構造，依循什麽原則？華夏文明中的文字譜系，與華夏神話中的神譜有何關係？如此等等，均應在漢字神話學的思考中逐步顯明。

一、每個漢字都是一個神靈

「普羅米修斯是哲學的日曆中最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5)[德]馬克思：《馬克思博士論文黑格爾辯證法和哲學一般的批判》，賀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頁。

馬克思的這一名言，將神話納入了哲學，將神變成了人——卻是具有崇高人格的「聖者」、「殉道者」。也將神話寫進了「日曆」，普羅米修斯神話於是標記在人類歷史的曆書上，成為不朽的哲學事件、美學事件。而「普羅米修斯」這一名字，也凝為概念，成為電子芯片般集合著諸多意念的存在。馬克思給出了對神話智慧的哲學理解。

「禹是一條蟲」(6)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9—66頁。顧頡剛之論斷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神話的尊嚴，剝離古史中神話的衝動竟然是從文字訓詁獲得靈感，清除中國文化中神話英雄的歷史存在，將禹從神、人降為蟲，是否消解了華夏精神的曆書中同樣堪稱「最高尚的聖者和殉道者」的意義？

司馬遷撰著首部中國通史《史記》，首先面臨的史學難題，無疑是上古歷史中的神話傳說如何書寫。「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那種「野性的思維」，那種「邃古之初，誰傳道之」，在經學、神學業已成形的漢代，更是從「天問」永久的懷疑，變成了理性上「難言之」的內容。不得不說，司馬遷乃「疑古」學派的最為重要的思想根源。被《史記》「隱去」的、刪削的「不雅馴」的東西，其中當有許多神話傳說。

歷史的日曆，哲學的日曆，與美學、藝術的日曆，就這樣錯開了道路。有「層累的古史」，其實更有久經失去的「層累地消失」的古史——自《尚書》「重黎絕地天通」，來自「天」神的世界只留下了恍恍惚惚的幽靈，如何尋回那逝去的「民神雜糅」的世界？尤其中國文化中神話歷史化的過程，將神話作理性重釋，要尋回神性世界，更需別辟蹊徑。

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靈悟：「每個漢字都是一個神靈」(7)[法]布羅代爾：《文明史綱》，肖昶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81頁。按：此處采取於堅譯。我想，從漢字尋回神性世界，乃重要途徑。「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8)陳寅恪：《書信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第172頁。

「文化史」中，卻無論如何不可缺失「神話史」：神話所描述的歷史，和神話本身的歷史，以及成為「文化」起始處——其核心乃是哲學——的神話史。也就是說，神話先於「文化」，是文化的基因，「文化」將神話「化」在自身中並逐漸降低其地位，乃觀念的變遷使然。所以，每個漢字都是一個神靈，比每個漢字都是一部文化史，具有更為本原、本質的意義。「為什麽歷史上的人類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示出永久的魅力呢？」(9)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導言》，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4頁。


[2022年4期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