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時代，總是有著記憶混沌模糊卻異常溫馨、異常蠻野、異常光怪陸離，卻又生機勃勃的朝霞綻放的光景，更是精神活力「最完美的地方」。人類童年時代，乃神話階段，或曰神性時代，正是永不復返卻又無法忘卻的具有「永久的魅力」的時光。其印跡，不僅蘊藏在考古文物和文獻中，對於中國文化而言，更體現在漢字這一最珍貴的活化石中。歷史、文化在積累的同時，也常常在失去。其中，有意識形態、王朝更叠的原因。而前文字時代，神性時代，則是因為缺少紀事的媒介，而在之後的文字中刻鏤下一些痕跡。

找回失去的世界！——柏拉圖的理念論(相論)，說「知識即回憶」，假定「相」是先天存在，可以通過「學習」來「回憶」，將「相」尋找回來。「相」或譯「理念」、「理型」、「理式」，無疑具有視覺隱喻，與漢字作為「文」字有某種相契。對於那個神性世界，畢竟，「普羅米修斯」需要「寫」到「哲學曆書」上，書寫的文字，尤其是漢字對神性世界、對神話的特殊書寫，包孕著無窮奧秘。

語言與文字是如何產生的，是難解甚至無解的問題；但是，在語言中「叫」出「神」，甚至以文字「寫」下「神」名，無疑是一件神聖的事情。就好像我們對著某種崇高的、超驗的力量，喊出一聲「天啦」，雖然不會「石破天驚」、「異想天開」，但是，卻讓我們與那種神奇的力量驀然對接。若是「寫」下這個「字」，則無疑具有了開天辟地的神聖力量。

確實，漢字「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話，需要將漢字本身放回那個遠古的神性世界中，或可「望文生義」——從漢字之「文」、「字」，審察其原初意義。

有意思的是，顧頡剛論「禹是一條蟲」，所得到的一個反駁，便是被指責為「望文生義」：「最奇妙的是先生因《說文》禹字訓蟲便以為禹不是人類，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這般望文生義的解釋，如何叫人信服呢？」(10)胡堇人：《讀顧頡剛先生論古史書以後》，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第94頁。有人指其根柢在於：「這種《說文》迷，想入非非，任情臆造底附會，真是奇得駭人了。」(11)劉掞藜：《讀顧頡剛君〈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疑問》，顧頡剛編：《古史辨》(第1冊)，第87頁。柳詒徵在《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中說：「比有某君，謂古無夏禹其人，諸書所言之禹，皆屬子虛烏有。……以《說文》證經考史，必先明《說文》之誼例，不明《說文》之誼例，刺取一語，輒肆論斷，雖曰勇於疑古，實屬疏於讀書。」(12)柳詒徵：《論以〈說文〉證史必先知〈說文〉之誼例》，柳曾符、柳定生選編：《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6—69頁。一說顧頡剛是《說文》迷，一說顧頡剛「不明《說文》之誼例」，《說文解字》乃討論的一個核心。但是，文字學以及古文字，卻往往在討論中被置為並不重要的地位，其要義，乃在古史觀，乃在古史與神話的關係。

「古史辨」，「辨」字表明，顧頡剛先生要從古史中剝離神話的意識。這種意識卻是通過文字學而彰明較著。在論述「禹的演化史」時說：「至於禹從何來？禹與桀何以發生關係？我以為都是從九鼎上來的。禹，《說文》云：『蟲也，從禸，象形』。禸，《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

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樣子，所以就算他是開天辟地的人。(伯祥云：禹或即是龍，大禹治水的傳說與水神祀龍王事恐相類。)流傳到後來，就成了真的人王了。」(13)顧頡剛：《古史辨自序》(上)，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5頁。著眼於古史，著眼於理性的歷史，必然要將「禹」從歷史中還原，或排除。這與當時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堯舜抹殺」論也有相似的思路。「茫茫禹跡，畫(劃)為九州」，走遍九州的禹跡，竟然是蹂地的「獸足」，無論如何，卻是令人駭怪。

[2022年4期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