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娃是西方理論批評界中不容忽視的存在，她將詩性語言看成一種意指過程，即將詩性語言看成一個言說主體生成的符號系統。通過分析哲學、語言學以及精神分析學的文本，克里斯蒂娃證明了這個論點：“19世紀後象徵主義的先鋒性在文學再現中引發了一場實在的突變”。原書英譯本只翻譯了前三分之一關於理論建構的部分，本書沿用英譯本的處理方式，並根據法文原本校訂，未譯出的部分主要涉及對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法文詩歌的分析和細讀。本書注解部分包含了原注、中譯者注和少數英譯者注。原注是克里斯蒂娃法文原作中對一些內容的補充說明，中譯者注則是對具體的技術性資料（人名、地名等）的補充，而英譯者注則是精挑細選的個別有助於理解原文的英譯本注釋。本書末尾附有譯者整理的詞匯索引表以及對關鍵術語的解釋，更加方便讀者理解。

克里斯蒂娃《詩性語言的革命》 張穎、王小姣譯

我們的語言哲學，作為理念的化身，僅僅呈現出一種檔案管理員、考古學家、甚至戀屍癖式的思維模式。他們醉心於過程終結之後所遺留的殘骸，這一過程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主題，用戀物癖取代了產生戀物癖的事物本身。在古埃及、巴比倫以及邁錫尼（希臘南部古城），我們目睹這些文化遺跡——金字塔、鐫刻的石碑、遺留的法典隱於現代話語之中，同時我們自認可以通過整理這些文化遺跡來掌控它們。

這些隱現於動蕩歴史之中的一成不變的思維模式，把懸置的多重話語定型，堅持不懈地藉此探尋語言的真諦，或通過聆聽沈睡的身體的敘述來尋找主體的真理；沈睡的身體，在安息之中，從社會歴史的盤根錯節中抽身，從直接的經驗中撤離：“生或死……死亡，沈睡……入睡，抑或是做夢。”[①]

然而，這種思維模式指向一種事實，即（資本主義）社會所鼓勵的活動壓抑了身體和主體之間的過程（procès）。若我們希望接近社會機制中被壓抑的部分，即意義生成（signifiance），就必須擺脫人際交往和社會交往中的經驗。

檔案整理、考古學和戀屍癖的思維方法是科學規範的基礎，它們的推論建立在經驗、系統化論據和所見對象之上，即語言之上。但是這些思維模式在闡釋現代或當代的現象時會略顯無能為力，它們表明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將語言放置到個人化的習慣用語之中，將其劃分成禁閉的孤島和不規則的空間。這些個人化語言構成的孤島以及空間存在於不同的時間線（那些過去時代的殘餘）之上，且並未察覺到彼此的存在。

我們需要一種處理隨機性話語的類型學(typologie)，以在社會整體的語境下與主體類型、社會經濟類型相對應。

注：

[①] W. Shakespeare, Hamlet, tr. fr. d’ A. Gide, in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Bibl. de la Pléiade, Gallimard, 1959, p. 651. ——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