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傳的農耕經驗隨身攜帶著無法被掩飾的直觀特性，它清澈、質樸[1]，恰如盧卡奇（Georg Lukács）所說：「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諸條道路之地圖，那些道路亦為星光所照亮。」[2]按其本義（或本意），直觀特性更傾向於強調人與各類情、事、物藹然相雜處，更願意全方位委身於人所遭逢的各種物、事、情。而所有的激情和詩意，還有從一開始就必須配備的人倫物理，向來只存乎於情、人、物、事的藹然相雜處，不內在於也不外在於有緣和人相遭逢的一切物、事、情，當然，還包括除自己之外的其他各色人等[3]。所謂道器不二，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4]， 所謂「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5]，都建立在這個數千年來堅不可摧，後來卻慘遭崩解的基礎之上[6]。這樣一種植根於泥土樸素觀念，這樣一種出自於谷物的清澈念想，更願意歡喜於「心傳目擊之妙」[7]，傾情於「目擊道存」[8]所表征的境界，波德萊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睿智之言正可以用於此處而若合符契：「自然除了事實沒有別的道德，因為自然本身就是道德。」[9]

農耕經驗的如許腰身，放縱性地滋養了漢語的肉體特征；農耕經驗如其所是的容顏和相貌，則在暗中培植了漢語字詞豐沛的肉感性[10]。顧隨因此而有言：「文學中之有議論、用理智，乃後來事。詩之起，原只靠感情、感覺。」[11]顧氏樂於強調的，仍然是漢語字詞飽滿不竭的肉體性，尤其是肉體性遍及於古典詩詞的功效與意義。繆鉞在箋釋沈約「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12]一語時，也樂於如是放言：「雖無文字，（詩）亦可見諸口語，而散文之興，則必在人類理智發達知記事與說理之後也。」[13]繆氏所言的「口語」，以及它跟詩與歌的關係，正凸顯出「口語」自身攜帶的及肉性，尤其是此肉體（亦即「口語」）散落於彼肉體（亦即可以被直觀的外物）時，所產生的仁慈和善意[14]。此間情形，恰如奧登（Wystan Hugh Auden）所言：「黃金時代甚至可以這樣定義：『真實的人用詩說話』。」[15]維柯為奧登如此放言提供的理由，竟然提前了兩個多世紀：黃金時代（golden age）的詩，意味著一種鮮活的隱喻，意味著一種充沛的感覺，一種直截了當的想像力[16]。

漢語字詞出自農耕經驗的如許特征和身位，導致了古典詩詞的重大特征：對當下和即刻的直接介入，對自然和直尋的高度倡導[17]。最終，導致了對呈現（expression）——而不是重現（re-expression）——的極度張揚[18]。陳子龍因此而有言：「古人之詩也，不得已而作之……夫蘇李之別河梁，子建之送白馬，班姬明月之篇，魏文浮雲之作，此景與情會，不得已而發之詠歌，故深言悲思，不期而至。」[19]呈現的直接性、呈現從何而來，以及古典詩詞如何進行呈現，皆被陳氏一語破的。無獨有偶，清人錢泳之持論，極其類同於換代之際的陳子龍：「詩之為道，如草木之花，逢時而開，全是天工，並非人力。」[20]正是在「全是天工」的呈現——而非依靠「人力」的重現——這個無比堅實的基礎上，古典詩詞才會有到底是「僧推月下門」好呢，還是「僧敲月下門」更好呢的苦心經營和仔細辨析[21]；才會用「綠」字，依次取代「到」「過」「入」「滿」等長相甚好之字詞，一錘定音為「春風又綠江南岸」[22]。不用說，音節響亮的「推」和「敲」，骨節爽利的「到」「過」「入」「滿」「綠」，都具有飽滿的質地，都有著豐沛的現場感，因此，都有利於對當下的物、事、人、情進行直接呈現；即使它們當中的某些詞語最終遭到淘汰、不幸被棄用，那也是因為它們從一開始，便有幸獲得了被棄用、被淘汰的資格[23]。雖然喜歡辨析、雅好說理，是宋人在唐詩的「影響的焦慮」（the anxiety of influence）[24]下引以為傲的新發明、新武器[25]，雖然早有人為辨析與說理專門辯護過：「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唐宋」[26]，但宋詩被後人一再貶損，卻是不爭的事實[27]。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宋詩為唐詩所逼，被迫或有意識地弱化甚至放棄了詞語的肉感特征，冒犯甚至破壞了華夏文明中更重直觀的思維傳統——農耕經驗歸根結底是透明的。它被星光所照亮。盧卡奇因此不無誇張地稱之為「極幸福的時代」[28]。

(作者：敬文東 2018年02月22日 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