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飛:地方性寫作:作為關係的詩學路徑 2

湘籍詩人昌耀正是此一境域的傑出代表,他以一顆痙攣般的靈魂在青海高原大山中感應著古老地力的吸引,寫出了一名「囚徒」與高原荒山相互慰藉、「沈重有如戀人之咯血」的詩篇。(《踏著蝕洞斑駁的巖原》)詩人心跳於這片土地:「這土地是赭黃色的。……//玉蜀黍般光亮的膚色,……有如象牙般的堅實、致密和華貴。」(1961初稿:《這是赭黃色的土地》)

在這樣的土地上,詩人天性中對美的感受、對純凈的熱愛,使其遭流放以來一直繃緊、抗爭的心靈開始回暖、復蘇。就是在這象牙般可雕的土地上,昌耀開始雕塑自己「馭夫」兼「歌者」的生命。他毅然說:「我不走了。/這里·,有無垠的處女地。」「而我的詩稿要像一張張光譜掃描出——這夜夕的色彩,這篝火,這荒甸的/情竇初開的磷光……」(1961:《荒甸》)

在這首高質量的悲愴之歌後,詩人再也沒有發出一聲泣血之音,他在大自然的壯麗山河中找到了靈魂的棲所,藝術創作上很快便轉入對高原大地的書寫,並進入一種溫情的審美依戀中,獻出一首首對西部高原的頌歌。對於詩人來說,自然環境的惡劣,其實往往包含著一定的壯美和較少人為幹系的純凈,也往往比精神危機更單純,更容易應對,更能洗滌傷痛和升華襟懷。昌耀便是在西部山鄉麗色中吸取著滋養靈魂的甘露,澆灌著自己的情感願望和美學理想,以此獲得生命的強大支撐力。他是能領受高原絕世魅力的詩人,「你看我轉向藍天的眼睛一天天成熟,/充盈著醇厚多汁的情愛。」(1962:《這虔誠的紅衣僧人》)

這種對高原如戀人般的歸依和情愛伴隨了昌耀後來一生的創作生涯,形成了其詩歌中極富「地氣」包孕的詩篇。其於文革期間沈默的十年,想來也是自托於壯麗山河,深吮生命與泥土的神秘,醞釀人格的光輝,以期完成精神自救,掘出審美的基石。故而其復出後的重要作品,諸如《慈航》、《山旅》、《青藏高原的形體系列》等,皆滲透著大西北原始生命力的恢弘博大。但其實,1962年的兩首詩《斷章》、《家族》已體現出昌耀領受荊冠的高貴胸襟和高原情結:「我成長/我的眉額顯示出思辨的光澤/荒原注意到了一個走來的強男子。……我扭動細腰,虔誠的撫摸。從這凹凸中/我以多繭的雙手拼讀大河砰然的轟鳴,/胸腔復喚起搖撼的風濤。」(1962:《斷章》)

這種特殊的感知和表現,是對於大自然的呼應,也是全身心投入後產生的感情的純粹結晶。親近荒原大地使他有了超拔而自由的自我,這是與荒原大地相互發現、作用、印證並彼此相惜的自我。生命與荒原大地悲劇性的至深關聯既給予昌耀英雄般抗爭的力量,也鑄就了他詩歌中一股勃發的力量。荒原的土地、人文、物象皆成為其詩歌的視野範疇,也成為其精神力量的來源,譬如青海的高車即令昌耀難以忘情:「高車的青海於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車於我是巨人的軼詩。」1979年復出不久他即感到一種鄉愁,自許是一個「思鄉的牧人」,「思念自己的峽谷」,永遠「夢遊著那片共命運的土地」。

雖然昌耀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重又感到新的生之焦灼和精神之痛的「現代夢魘」,但對西域之美的追懷永遠是他引以為驕傲的慰藉。昌耀在腳下這片土地用詩歌矗立起「孤獨而飽滿的靈魂」(西川語),無疑為當代地方性詩學確立了標高。他告訴我們,地方性從來不在別處,就在一個詩人此時此地的內心深處。這也提醒某些妄自尊大的人類尤其是詩人,別因為自我的控制欲把「我——你」關係惡化為「我——它」關係,對象化或工具化的思維只是冷冰冰的技術,不是溫情脈脈的心意,在相際(親密無間的共在)與詩的盎然情致中,心始終「不可須臾離」,可離即非詩也。
(2017年02月06日 ;中國詩歌網;來源:《詩刊》2016年1月號上半月刊「詩學廣場」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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