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詩歌發韌時即伴生一種文化上的焦慮：其一是對現代性的盲目追求導致的對古典性的疏離——不知根系何處？其二是苦於無法在形式與內容之間重新迅速鑄就新的經典——究竟何為範式？此二者歷經百年的化歐化古和自力更生、大幹快上，並未形成中國詩人所共守的信條。詩學的焦慮未能有效解除，但帶來一種可貴的警醒：現代漢語詩人欲重拾自信，恐怕離不開對母語的重新認識和故土的化育功能。

從本質上講，母語和故土帶給詩人的是一種自信。屏息靜氣的地方性寫作正是對漢語詩歌生命本身的尊重：尊重母語、尊重故土，讓生命在各個不同的文化空間綻放，從而創生出當代詩歌寫作的日月星辰和山川地貌。我認為，這是當代詩歌歷經百年晦暗而自明的一條路徑。回到地方性，歸根結底是為了回到漢語思想生命的本源，修復詩人與母體的關係。這意味著在以各地優秀詩人為核心的遼闊詩歌生態沃壤中，又有超群者崛起的可能，恰如初唐時期的自信，或許從地方主義詩群中可以瞥見這種重要的文化征兆。

詩人張棗在詩歌《斷章》的結尾寫到：

是呀，寶貝，詩歌並非——

來自某個幽閉，而是

誕生於某種關係中

「寶貝」——這一親密的呼語意味深長，「某種關係」不僅僅是一種溫和的提醒，更是一種自明。為什麼如此發達的現代科技卻把人重新送回洞穴之中，處於幽閉之中而不是關係之中，歸根結底，現代是「我——你」之傾心凝視退化為「我——它」之黯然偷窺的時代。在宗教哲學家馬丁·布伯看來，泰初即有關係，「我——你」源於自然的融合，「我——它」源於自然的分離。在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看來，人生天地間，際（相際、分際、交際）的「恰如其分」即「天人合一」。雖然有網絡、手機，但現代人面臨著人與人、人與物、人與神相互分離而成為工具的延伸。如果要重塑詩歌與人的關係，人與母語的關係，母語與故土的關係，那麼，詩歌寫作絕非復制與模仿所能解決，而是要入土生根，化蛹成蝶。這意味著詩歌必須引領人類走向「神會」之關係。地方性詩學的實質正在於對關係的修復，反之，在詩人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地方與世界的「相遇」關係中，詩歌發生在「擊目經心、絲分縷合之際」。

一、詩人與地方

燕趙悲歌、吳儂軟語呈現出地方性的某種直觀。地方，在古人眼中乃以「地呈方形」顯現，《淮南子·天文訓》曰：「天圓地方，道在中央。」這句話詩意地說出了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之「器」的關係，這也是詩的源始。「藝術的永恒源泉是：形象惠臨人，期望假手於他而成為藝術品。形象非為人心之產物，而是一種呈現，它呈現於人心，要求其奉獻創造活力。這一切取決於人之真性活動。倘若人踐行此活動，以全部身心對所呈現的形象傾吐原初詞，那麼創造力將自他沛然溢出，藝術品由此而產生。」［[德]馬丁·布伯：《我與你》，陳維綱譯，三聯書店 2002年，第8頁。］詩心猶如一架敏感的樂器，一經形象觸動即與特定地方所承載的風物、風貌、風情相互激發震顫而演奏出「天籟」。在此之際（關係），物呈顯、情湧現，詩句垂臨而「言之不欺」，這堪稱地方性寫作的美妙之境。

（2017年02月06日 ；中國詩歌網；來源：《詩刊》2016年1月號上半月刊「詩學廣場」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