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引維特根斯坦所寫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幾層意思：其一，大量地閱讀哲學史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因為這不僅無助於澄清自己的混亂，事實上也很難學到什麽東西。之所以會是這種情況，在於大多數經典的哲學家都生活在遙遠的過去時代，他們操著各自時代的哲學語言，這使得我們很難理解他們所說的究竟是什麽。其二，在認識到理解的難度之後，我們能做的唯一事情，是保持一種理智上的誠實，「告訴你自己你不理解他們究竟在說什麽」，而不是謬托知己、自欺欺人地以為自己理解了他們。其三，拋開時代的因素不論，一位真正的思想者會認識到，哪怕是同時代的人，思想上的相互理解也是一件極難的事。其四，哲學教授們因為職業的關係，會聲言自己理解了每個哲學家所說的東西，但對於並非哲學教授的人而言，這種「聲言」是一種不必要的負擔。

上段中所說的第三層意思，當為維特根斯坦自己的經驗之談。1945年，維特根斯坦在為《哲學研究》所寫的序言中，說他之所以會考慮出版這本書，主要是因為「我違乎所願地了解到，我的成果在通過授課、打印稿和討論得到傳布的過程中，遭到多種多樣的誤解，或多或少變得平淡無奇或支離破碎。這刺痛了我的虛榮心，久難平復」。1949年8月23日，維特根斯坦在給P．斯拉法的信中繼續說：「我在自己的人生中一步一步確立一個信念，即某些人彼此無法讓他們自己被對方理解，或者至少只在一個非常狹窄有限的範圍內被理解。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麽每個人都傾向於認為對方不想去理解，然後就有無窮無盡的誤解。」在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維特根斯坦反復申言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是如此之難。

在維特根斯坦寫給C．L．斯蒂文森的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區分，即思想者和哲學教授不是一回事：思想者會清楚地認識到，人們之間在思想上的相互理解是非常困難的；而哲學教授則聲言他們理解了每一個哲學家所說的東西。按照維特根斯坦的這一區分，在如何看待哲學史的問題上，思想者和哲學教授會持有不同的立場：思想者相對不那麽重視哲學史，而哲學教授則是以教授哲學史為業。就維特根斯坦本人而言，我們知道，維特根斯坦曾接替摩爾的職位，在劍橋當過一段時間的哲學教授，但他始終對學院化的哲學研究持一種懷疑的態度，並常常勸誡自己的學生不要以哲學研究為職業。1947年，維特根斯坦更是主動辭去了劍橋哲學教授的職位。在這個意義上，維特根斯坦本人更多的是一位思想者而非哲學教授。（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嶽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