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變文同時發展的,則有講史;後來的陶真、崖詞、鼓詞、蓮花落等,亦屬說唱系統。崖詞多為六言詩,陶真則為七言詩體,據《西湖老人繁勝 錄》所載宋代杭俗「 凡傀儡,敷衍;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木或如 雜劇、或如崖詞 」、明田汝成《 西湖遊覽誌余》卷廿所說「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 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等,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也 」,可知此類唱詞或與雜劇相似,且後來多衍成散文小說,其性質則為歷史故事與民間傳奇,與宗教的關係也很密切(紅蓮柳翠等均與宗教度化有關)。

蓮花落,本來也是宣揚教義的曲子,起於唐五代,稱為散花樂,到宋代才成為貧人的歌唱,元明間極盛,且發展成大型的敘事蓮花落。其體以七言詩體為主,較宋代的敘事鼓子詞、覆賺等更進一步。

至於詞話,其體略同於陶真,但增加了十字句,元明間頗盛,至明末分化為彈詞和鼓詞二類,多以歷代史事為敘述對象,如《大唐秦王詞話》《水滸傳詞話》等均是。楊慎的《歷代史略十段錦彈詞 》尤為重要,其書有程仲秩旁注、董世顯朱璣評訂、張三異孫德威輯注,後來江南人改名為《 廿一史彈詞》,梁辰魚並撰有《江西廿一史彈詞》擬其體。續作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顧彩《第十一段錦彈詞》、金諾《明史彈詞》、張三異《明史彈詞》、古木散人《明末彈詞》等。

關於以上這些說唱文學,淩蒙初《南音三籟》卷首所載《譚曲雜劄》說「元曲源流:古樂府之體 ...... 一變而為詩余集句 ...... 再變而為『詩學大成』....忽又變而文詞說唱、胡謅蓮花落,村婦惡聲、俗夫褻語,無不備矣 」云云,是很好的總評。

說唱,必須以特殊的聲腔技巧,才能吸引聽眾。所以唐人效法講經僧文淑的聲調,制為歌曲;宋代孔三傳創為諸宮古調,士大夫皆傳其聲 。

且其說唱頗與戲劇有關,除上文所舉陶真、崖詞外,元《通制條格》卷廿七搬詞說「 農民、市民、良家小弟,若有不務正業,習學散樂,搬唱詞話,並行禁約 」,《元史?刑法誌》也說「 諸民間子弟,不務生業,輒於城市坊鎮演唱詞話、教習雜劇,聚眾淫謔,並禁治之 」。搬、演,都指其表演性質而說,可見它們在說唱中也帶有若幹表演成分,但與純粹的雜劇仍有區別而已。

說唱的內容,多為史事,敷衍傳奇,以供娛樂,且又與宗教有相當的關聯。

這些性質與「 史詩 」皆有相似之處。尤其是說唱中專講英雄式個人歷險經過的,例如《大目幹連冥間救母變》《伍子胥變》等,與 Epic 之形態尤為接近。

但我們必須注意:( 一 )說唱中不像「史詩」那麽樣注重英雄或超凡的人物,所謂「滿村聽唱蔡中郎」,正與說唱《孔雀東南飛》《木蘭辭》一樣,門類甚廣。且其行動也未必是人類的重大事件。

( 二 )含有宗教意味的說唱,有時與敘事無關。變文中僅演述經文而不敘寫故事的,像《地獄變》《父母恩重經變》之類,寶卷中亦有之。

( 三 )袁枚《隨園詩話》曾說:「 詠物詩無寄托,便是兒童猜謎;讀史詩無新義,便成廿一史彈詞;雖著議論,無雋永之味,又似史贊一派,似非詩也。」彈詞等說唱系統文學,雖大多以詩體為主要構成方式,而歷來總未承認它們是詩。原因是因為彈詞多只是事件,不能透視歷史,照見史中深微奧義;又客觀敘述,未能詩言誌,亦非詩之所喜, 可見詩必須是合抒情敘事於一治的。詩家論詩,素推「詩史」,而摒說唱於門外,理由不難由此揣知。

所以,綜合起來看,比較文學是很難的事。要知其同、別其異,不強以己從人(如硬要在中國文學中找史詩和悲劇),也不強以甲同乙(如硬要說史詩即詩史),亦不渾淪貌襲(如說《孔雀東南飛》《木蘭辭》就是敘事詩),而真能深入到各自的文學傳統內部去洞察幽隱(如搞清楚史詩是怎麽回事、詞話說唱又是怎麽回事),都是要下工夫的。前輩們隨意比附,模糊影響之談太多了,實當引以為戒。 (原載: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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