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變文同時發展的，則有講史；後來的陶真、崖詞、鼓詞、蓮花落等，亦屬說唱系統。崖詞多為六言詩，陶真則為七言詩體，據《西湖老人繁勝 錄》所載宋代杭俗「 凡傀儡，敷衍；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木或如 雜劇、或如崖詞 」、明田汝成《 西湖遊覽誌余》卷廿所說「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 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墜等，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也 」，可知此類唱詞或與雜劇相似，且後來多衍成散文小說，其性質則為歷史故事與民間傳奇，與宗教的關係也很密切(紅蓮柳翠等均與宗教度化有關)。

蓮花落，本來也是宣揚教義的曲子，起於唐五代，稱為散花樂，到宋代才成為貧人的歌唱，元明間極盛，且發展成大型的敘事蓮花落。其體以七言詩體為主，較宋代的敘事鼓子詞、覆賺等更進一步。

至於詞話，其體略同於陶真，但增加了十字句，元明間頗盛，至明末分化為彈詞和鼓詞二類，多以歷代史事為敘述對象，如《大唐秦王詞話》《水滸傳詞話》等均是。楊慎的《歷代史略十段錦彈詞 》尤為重要，其書有程仲秩旁注、董世顯朱璣評訂、張三異孫德威輯注，後來江南人改名為《 廿一史彈詞》，梁辰魚並撰有《江西廿一史彈詞》擬其體。續作則有陳忱《續廿一史彈詞》、顧彩《第十一段錦彈詞》、金諾《明史彈詞》、張三異《明史彈詞》、古木散人《明末彈詞》等。

關於以上這些說唱文學，淩蒙初《南音三籟》卷首所載《譚曲雜劄》說「元曲源流：古樂府之體 ...... 一變而為詩余集句 ...... 再變而為『詩學大成』....忽又變而文詞說唱、胡謅蓮花落，村婦惡聲、俗夫褻語，無不備矣 」云云，是很好的總評。

說唱，必須以特殊的聲腔技巧，才能吸引聽眾。所以唐人效法講經僧文淑的聲調，制為歌曲；宋代孔三傳創為諸宮古調，士大夫皆傳其聲 。

且其說唱頗與戲劇有關，除上文所舉陶真、崖詞外，元《通制條格》卷廿七搬詞說「 農民、市民、良家小弟，若有不務正業，習學散樂，搬唱詞話，並行禁約 」，《元史?刑法誌》也說「 諸民間子弟，不務生業，輒於城市坊鎮演唱詞話、教習雜劇，聚眾淫謔，並禁治之 」。搬、演，都指其表演性質而說，可見它們在說唱中也帶有若幹表演成分，但與純粹的雜劇仍有區別而已。

說唱的內容，多為史事，敷衍傳奇，以供娛樂，且又與宗教有相當的關聯。

這些性質與「 史詩 」皆有相似之處。尤其是說唱中專講英雄式個人歷險經過的，例如《大目幹連冥間救母變》《伍子胥變》等，與 Epic 之形態尤為接近。

但我們必須注意：( 一 )說唱中不像「史詩」那麽樣注重英雄或超凡的人物，所謂「滿村聽唱蔡中郎」，正與說唱《孔雀東南飛》《木蘭辭》一樣，門類甚廣。且其行動也未必是人類的重大事件。

( 二 )含有宗教意味的說唱，有時與敘事無關。變文中僅演述經文而不敘寫故事的，像《地獄變》《父母恩重經變》之類，寶卷中亦有之。

( 三 )袁枚《隨園詩話》曾說：「 詠物詩無寄托，便是兒童猜謎；讀史詩無新義，便成廿一史彈詞；雖著議論，無雋永之味，又似史贊一派，似非詩也。」彈詞等說唱系統文學，雖大多以詩體為主要構成方式，而歷來總未承認它們是詩。原因是因為彈詞多只是事件，不能透視歷史，照見史中深微奧義；又客觀敘述，未能詩言誌，亦非詩之所喜， 可見詩必須是合抒情敘事於一治的。詩家論詩，素推「詩史」，而摒說唱於門外，理由不難由此揣知。

所以，綜合起來看，比較文學是很難的事。要知其同、別其異，不強以己從人（如硬要在中國文學中找史詩和悲劇），也不強以甲同乙（如硬要說史詩即詩史），亦不渾淪貌襲（如說《孔雀東南飛》《木蘭辭》就是敘事詩），而真能深入到各自的文學傳統內部去洞察幽隱（如搞清楚史詩是怎麽回事、詞話說唱又是怎麽回事），都是要下工夫的。前輩們隨意比附，模糊影響之談太多了，實當引以為戒。 （原載：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