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裏投射的，不只是個人的哀悲與傷痛，也是對新加坡陷落時的現場記錄，即原本新加坡人以為最信任的英軍，足夠強大地可以保護他們的安全，不至於被傷害，結果最後所得到的消息卻是「十萬英軍齊解甲」，以及「星洲」的地名也被「昭南」的名稱所取代，所有希望在此刻都化為灰燼，成了絕望。因此在這樣的處境之下，華人如喪考妣，只等坐以待斃，或等著被日軍宰殺，唯友族馬來人與印度人卻昧於淪陷的恐懼，依舊安怡過活。然而在此必須指出，許雲樵詩裏所謂的「無知商女昧亡存」，是有所指涉和諷刺的，因一直以來，印巫二族均不與日軍為敵，所以在日軍侵入時，並不怕日軍的對付。而此刻的郁達夫，正在逃往蘇門答臘島的旅途上，寫著他的「亂離雜詩」，感嘆著名城戰場，危若卵潰，草木未安，惶恐路難的茫然與哀然境況，卻未知新加坡已是處於殘暴的摧毀與屠殺之中。在這方面，許雲樵有詩《壬午檢聽即事》記錄曰：

忍曝驕陽耐渴饑，

蹲踞不寐夜深時。

若教鞭撻上車去，

空令家人候久期。

檢證、拷打、虐殺與死亡，是新馬淪陷後悲劇故事的最主要內容，且日日上演。許雲樵更曾歷經過日本憲兵隊審查檢聽的經驗，是屬於「在場的見證者」，這一如Claude Mouchard所稱謂的，只有在場的經驗者，才是具有「見證文學」資格的創作者。如許雲樵曾在《乙酉株連即事》一詩提及，一些人因偷聽盟軍廣播遭捕，他亦受人舉報株連，以致「應犬登門召楚囚」被捕入特高科，面對「終日疲勞盤再四」的逼供和盤問，最後幸有相識通譯相救，始獲釋放。是以許雲樵對日軍暴虐的記述，自有其見證的「真實性」。故「忍曝驕陽」「蹲踞不寐」的對待，甚至在檢證時，被人枉指為抗日分子，都難免會遭遇隨時被送往郊外屠殺的慘劇。所以當時的屠暴，幾成血海，亡者數萬人。因此昭南魘來，亂世深艱，趨吉避禍，慎乎微存，幾乎是人人尋求自我安身的方法。許雲樵在這些詩中呈現的，是其身當亂世，所經歷和所體驗到的一種經驗展示，同時也凸顯出了新加坡當時所處於日據戰亂時期的悲歌與慘狀。

易言之，這些詩作在記述個人的遭遇同時，也通過個人的經驗，記錄地方的種種現象。尤其在新加坡淪陷後，屠城和無盡的殺戮，成了此一地方的集體創傷經驗，刻錄著歷史深沈的痛感，這自不是詩的感官抒情所能消解一二。惟許雲樵在這些詩中，卻以個人的遭遇和戰亂中的困厄，投影為一種時代的見證，或地方的苦難敘事；所以這一類的詩作，看似在講述自己的「經歷」，實際上是在「述說一個地方，一個群體性的歷史事件」。這類詩歌，是一種記憶的書寫，也是一種既是記述當下也是記述未來的敘事，以避免成為歷史的遺忘。

新華古典詩的聲音

許雲樵在古典詩創作經驗視角，是以俯視自己居住的土地為出發，從中寫出與中國大陸、臺灣、香港等完全不一樣的古典詩內涵來。

易言之，許雲樵這些書寫「地方」的古典詩作，可以說是完全體現他在新加坡的在地經驗和感覺結構，那是屬於新華古典詩的聲音，並以此創作建構一個「地方意識」的詩學來。所以歷史想像與地方感性的結合，無疑塑成許雲樵詩作裏的身份屬性，他那些詩作裏所調動的地方符號與編碼，必然也是新華古典詩裏重要的建構元素——一種獨特的天南正聲。這樣的一種聲音，在新加坡華文文學史的建構上，可以說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