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當象徵符碼經由大衆傳媒所控制成爲工業技術操控的對象後，人的一切關注則被掏空，人的感性生活已經成爲虛假的景觀産品機械投放地。這是一種徹底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象徵貧困。正是這種象徵貧困所導致的知識整體短路的系統性愚昧，也就造成了斯蒂格勒所指認的，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中的心靈無産階級化。斯蒂格勒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最可貴的方面，就是通過貢獻型數字經濟積極地努力探求新的解放的可能性。

法國著名的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①，作為德里達的重要弟子，以其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論著躋身於目前歐洲最著名的社會批判理論家行列。他的三卷本的巨著《技術與時間》是其技術哲學和批判理論的奠基之作。2016 年，斯蒂格勒在南京大學哲學系用英文為研究生開設了題為「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自然辯證法》——從人類紀的角度來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英文課程，很好地概括了這些年他在當代數字化資本主義批判中所做的各種努力。這裏，我們以這一課程講義②（簡稱「南京課程」）為解讀對象，簡要復構斯蒂格勒關於心靈無產階級化現象的批判及其解放路徑的基本線索。

超級工業時代的「無產階級化」

斯蒂格勒說，早在十年前，他就提出了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到一個所謂「超級工業時代（hyper-industrial age）」的觀點。他認為，是德勒茲最早預見到了這個超級工業時代的來臨：「當德勒茲指認他所說的『控制社會（control societies）』時，他就已經預告了超級工業時代的到來。對注意力和欲望的破壞性捕獲就在德勒茲根據20世紀末電視對消費者的非強制性調節所描述的控制社會中，並通過這種控制社會發生著。這些控制社會出現在消費主義時代晚期，它們要做的就是設法向超級工業社會時代過渡。」[1]

在斯蒂格勒看來，德勒茲在自己關於控制社會的討論中，已經涉及超級工業社會的到來，因為他通過電視與消費者的非強制性的支配，發現了資產階級對人的注意力和欲望的捕獲和深層控制，預見了晚期消費社會向超級工業時代的過渡。具體說，斯蒂格勒希望向我們證明，在超級工業時代中，不久前支撐工業資本主義存在和運動的一些最基本的建構性要素已經解構了，它的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原來在消費社會中制造出欲望的象征性的毀滅。「這是一個嚴重的象征性貧困（great symbolic misery）的紀元。它導致欲望的結構性毀滅，也就是說，它摧毀了力比多經濟即投機的市場營銷，而已經變得具有霸權性，並系統性地利用各種驅力，這些驅力的一切附屬物都被剝奪了。」[2]

《象征貧困》是斯蒂格勒於2004—2005年寫下的兩卷本的大書。顯然，斯蒂格勒這里的批判性構境隔着一種斷裂，即正在被替代的資本主義力比多③經濟學的場境。依我的理解，所謂力比多經濟學也就是資産階級在20世紀創造出來的以制造人的虛假欲望爲內在驅動力的經濟發展模式。對此，許煜博士曾經有過一個十分感性的討論，他説，在20世紀初，公共關係之父愛德華·伯尼斯④將精神分析引進了營銷技巧，並將商品經濟和“力比多經濟學”結合。

伯尼斯的舅舅正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大師弗洛伊德。具體的例証是：“伯尼斯僱用了一些心理分析師加入設計營銷策略。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推廣香菸産業，那時美國吸菸的人口主要是男性，女性並不視吸菸爲一個有趣的東西。伯尼斯於是僱用了一批女明星在公衆地方吸菸，吸菸因此成爲了一種性感的東西，挑動着男女之間的欲望，這也是商品與力比多投資的結合。一年之後，香菸的銷量增加一倍。”[3]

其實，這正是後來資産階級用廣告制造欲望的內在機制。弗羅姆和鮑德里亞對此都有極爲深刻的討論。如果説，資産階級的力比多經濟學是用人的欲望來驅動經濟，那麼，斯蒂格勒眼中今天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則是一個“結構性的欲望毀滅”的過程，其核心是象徵的貧困。以斯蒂格勒的解釋，所謂“象徵貧困源於所謂的感性的機械轉向（mechanical turn of sensibility，Nicolas Donin有着同樣的説法），這是一種器官學變化，即把個人的感性生活（生命）置於大衆傳媒的永恆控制之下”[4]。

這里的意思是，原來個人感性生活的內驅力是欲望，欲望通常是由象徵性知識來驅動，象徵性引導人們的注意力，當象徵性已經由大衆傳媒所控制時，人的感性生活已經成爲虛假的景觀産品機械投放地。還應該指出，斯蒂格勒此處的理論構境還有一個重要的支援背景，即試圖“將馬克思哲學與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經濟學的精神分析理論聯系起來。

如果我們同意知識是由欲望（desire）構成的，正如蘇格拉底和狄奧提瑪在《會飲篇》中所主張的那樣，那麼知識就總是力比多經濟和作爲一般的産品生産意義上的外化經濟（economy of exosomatisation）相聯結的結果”[5]。

我們知道，上一個將馬克思的批判理論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學結合起來的人是弗羅姆，而在這里，斯蒂格勒將馬克思與弗洛伊德式的欲望經濟學結合起來。依他的觀點，馬克思的哲學就是充分肯定了人的主體外化活動的經濟學。如果知識總是在人們追逐欲望對象的過程中産生的，那麼，知識就必然是欲望經濟學與外化經濟的連接。

並且，在斯蒂格勒看來，“象徵性貧困的原因和欲望的毀滅既是經濟學的，也是器官學的：它既與那種消費主義模式有關，也與20世紀初期藉助文化工業和大衆傳媒來俘獲和控制消費者的注意的各種工具有關。這些由市場營銷控制的工具繞過了消費者的如何生活的知識，並使他們在這些方面出現短路”[6]。


①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1952—）：當代法國哲學家，解構理論大師德里達的得意門生。早年曾因持械行劫而入獄，後來在獄中自學哲學，並得到德里達的賞識。1992年在德里達指導下於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技術和時間》）。於2006年開始擔任法國蓬皮杜中心文化發展部主任。主要代表作：《技術和時間》（三卷，1994—2001）；《象徵的貧困》（二卷，2004—2005）；《懷疑和失信》（三卷，2004—2006）；《構成歐洲》（二卷，2005）；《新政治經濟學批判》（2009）等。

2015年，斯蒂格勒首次來到南京大學，我與他就馬克思的工藝學理論和當代技術批判問題廣泛地交換了意見，並形成了一些可合作研究的方向。2016年，他再一次來到南京大學，開設《從〈德意志意識形態〉到〈自然辯証法〉——從人類世紀説的角度來閱讀馬克思和恩格斯》課程，並與我們共同舉行了相關主題的學術工作坊。本文的冩作得到他直接的幫助。

②此講義已經斯蒂格勒教授授權，由張福公博士完成翻譯，即將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們這里面對的講義是斯蒂格勒教授提供的原始講稿的電子版。斯蒂格勒的這份講義文本是非常有趣的，原文中出現了不同的字體和設置。這里，他是用字母加粗來表示着重號。

③力比多（libido）爲精神分析學中的重要概念，力比多即性力，這里的性不是指生殖意義上的狹義的性，它泛指一切身體器官的快感，包括性倒錯者和兒童的性生活。精神分析學認爲，力比多是一種本能，是一種力量，是人的心理現象發生的驅動力。

④愛德華·伯尼斯（Edward Bernays，1891—1995）：奧地利裔美國著名學者，公共關係學的創始者。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外甥。代表作爲：《公衆輿論的形成》（1923）、《公共關係學》（教科書，1952）等。

[1][2][4][6] Bernard Stiegler, Nanjing course，2016：25、13、14、64、13、15、16、17、17、19、23、64、169、65、66-67、19-20、21、21、22、22、23、24、25、36、44、75、76、79、27、36、166、37、30、137、152、151、72、38、158、167、46.

[3][5][43] 許煜.斯蒂格勒：哲學作爲武器.視覺中國協同創新中心微信公衆號，2016.3.6.


（原題：心靈無産階級化及其解放途徑——斯蒂格勒對當代數字化資本主義的批判；作者張一兵，南京大學特聘教授、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南京210093）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原載：2018年1月《探索與争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