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生態散文中的真，同樣或多或少融入了作家的「人氣」。這是因為，生態散文寫入的生態律、科學知識和科學思維，會融入作家的主觀性，會融入作家對物事的認識和情感。換一種說法，即生態散文之真的表達，會關涉作家的秉賦、寫作心理、邏輯思維和非邏輯思維，內含作家的情緒、情感、理性和思想，也與語言的節奏、感覺、旋律有關，同時還和行文的奔放與約束、形與神有關。但凡經由過作家感性化、文學化處理的真，提出的生態理念，都是生態散文求真之「人氣」表現 。生態散文家的作用，就是將真，幻化為個性的、有思想的語言花朵。

我在與龍其林教授對談時，曾談及大小生態散文，我認為，在生態視域下，針對人與自然的關係，雖有一定的批判、反思和詰問，卻未能更深入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進行省思，這一類散文可界定為小生態散文；小生態散文聚焦的，主要是自然生態和人的精神生態的問題。而大生態散文，則是須深入探討及藝術地表現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三態」）的關係及問題，強調人的謙卑與擔當，崇尚「天人和美」，已然進入了哲學境地的美學散文。大生態散文，大在其思想內容和審美境界，大在其對自然生態、精神生態和社會生態切入的深度和廣度。

這裏回避不了一個問題，即生態散文可否虛構？我認為生態散文並不排除適當的虛構，只是虛構需有底線，這底線是什麽？我認為是情感之真，適當虛構的目的，反而可使真更集中、更強烈，也能藝術地擴大「真的半徑」。《夕陽籠罩的珊瑚》的最後一節，就包含虛構的成分。

然而，探求生態散文之真的源動力是什麽？是作家對生命的尊重、對大自然的愛和崇高的寫作使命。被譽為與梭羅《瓦爾登湖》雙峰並列的生態環境保護聖經——奧爾多·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這本生態散文集中所提出的「大地共同體」理論，其針對性、警示性和告諭性，都是史無前例的、劃時代的大真。

顯然，自然寫作或生態寫作，如果僅停留在描繪真，僅停留在抒寫與對自然物之情，僅講些人與自然的故事，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作家發現真，提出真，能讓作品多些形而上的東西。

當然，生態散文之真，是大可以通過象征而藝術地「擴容」的，我視象征為擴容的「法門」。一篇生態散文，可以由個別的或局部的藝術之真，建構局部的象征；也可由一篇作品只藝術聚集一個物象之真，建構起全文式象征。象征藝術最善於將真精妙而恰到好處地虛實幻化，以求得審美的最大化；象征可使真擴充、幻化、升華而大於本原之真，產生隱顯效應；象征可使客觀之真，上升為最大的藝術之真，而且比客觀之真更真實、更強烈。

引入多學科視角，細致、細密、科學地描述具象物，有助生態散文走向象征。打個比方，讓生態散文似氣球充氣那般既不爆破又達到最大的容積，最有效的藝術手法，就是象征。我曾在《病盆景》《人蟻》《「晨昏線」寓言》《敬畏口罩外的微生靈》等生態散文中，作過營構象征的探索，今後仍將繼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