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後現代狀態》中，利奧塔指出，雖然“科學知識”自近代以來確定其處於知識領域的霸權地位，將不符合其旨趣與範式的各類“知識”指斥爲“一種由公論、習俗、權威、成見、無知、空想等構成的思想狀態：野蠻、原始、不發達、落後、異化。” （97頁）

但這樣一種氣勢凌人的表象掩飾不住其本質：“科學知識是一種話語”（11頁），作爲“話語”的“科學知識”首先是一種特定的指示性陳述，遵循着真理標準，與各類知識遵循着不同標準（如效率標準、正義的標準、美的標準等）的諸多形式的陳述（如評價性陳述、規定性陳述……等）一起參與到構建社會關係的“語言遊戲”之中。

由此來看“科學知識”作爲各類“知識”的典範與榜樣的地位並非不可置疑，同時“科學知識”的這一高姿態還蘊藏着更爲深刻的矛盾。由於“科學知識”遵循着真理標準從而對可驗証性異常執着，這最終不可避免地要求對自身的合法性進行解釋。

這時，“如果不求助於另一種知識——敘事，科學知識就無法知道也無法讓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識；對科學來説，敘事是一種非知識。但沒有敘事，科學將被迫自我假設，這樣它將陷入它所譴責的預期理由，即預先判斷”（106-107頁），原先被“科學知識”指斥爲“非知識”的“敘事”在此擔當起“合法化”的重任。

由此利奧塔考察了西方近代知識合法化敘事的兩個版本：一個稱之爲“解放的敘事”，是指以“人民”作爲敘事的主體，譜冩了一幕 “人民”通過知識的引導實現了“自我解放”、從而推翻了“暴君與神甫”的阻礙與壓迫的史詩劇，是政治性質的知識合法化敘事；另一個稱之爲“思辨的敘事”，是指以“思辨精神”爲中心，將由於現代分科而變得零碎化的知識，編織入黑格爾式的“精神的生命”展開歷程之中，是一種哲學性質的知識合法化敘事。（115-132頁）

但兩種宏大敘事都因其自身矛盾而衰落了，“思辨的敘事”的“精神生命的展開”無法滿足科學的實証性，而“解放的敘事”則將知識的“真理”標準和實踐的“正義”標準混爲一談。由此知識的語言遊戲失去了其“元語言”，而只能由知識生産與傳遞的效率標準來實現其合法化。

對這樣一種經由“性能”而實現的合法化，這體現在知識生産上則是論証的豐富化和舉証的複雜化，“能夠論証指示性陳述的形式公理系统的多元性（庫恩式的範式替代與規則發明）原則代替了普遍元語言的原則（邏輯元語言）”，而舉証則將則科學更深地與金錢權力相聯系，因爲通過購買學者、技師、儀器來增強舉証，未必能更多地掌握真理，但對於增加力量、把握話語權卻是必不可少的。

而體現在知識傳遞上則是，大學和高等教育機構從此需要培養的，是各種能力而非各種理想，其任務在於“爲了向系統提供能夠在體制所需的語用崗位上，恰如其分地擔任角色的遊戲者”（173頁）。

但時至今日，通過性能實現的合法化也遭遇其危機，因爲面對量子力學與原子物理學所研究的不穩定、複雜化的對象，“效率”最終會變爲“無效率”，恰如博爾赫斯在其小説中説的：一個皇帝想讓人繪製一張絶對精確的帝國地圖，結果帝國破産了。由此，利奧塔宣告了“元敘事”的死刑，世界進入了一個可以展開自由多樣“語言遊戲”的後現代。（作者: [法] 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爾；出版: 南京大學出版社；頁數: 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