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現代轉型始終伴隨着共同體敘事的主題，而有關中國現代文學這一核心題旨的史述往往缺少日常視野和駁雜的地方經驗。《中國的一日》打破了文學史與普通人的隔離，無論在家國與民族意義上，還是在階級與社群層面，均坐實於國人的日常經驗並體現出地理與文化空間上的差異。文學受衆轉而投身冩作，反向構成敘事的主體，其間見出的新文學的現實有效性和大衆的“文學生活”均爲重建文學史的複雜敘事提供了新的可只。

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人們慣於選取思潮流派與作家作品作爲主要對象，近年來雖又不斷增添有關期刊出版等文化生産中介的研究，但整體而言，文學史研究仍側重以作家的創作活動爲中心的固有模式。這一研究慣習一方面充分觀照了現代作家一個世紀以來的文學實績，甚至可以説已經做到了“深耕細作”，另一方面，人們仍會對既有的文學史敘事感到種種不足，其中之一便是有關現代文學的觀察與闡釋往往難以還原實際的日常視野和駁雜的地方經驗，文學史難免與普通人隔離，同時又被置入少數新文化中心城市的有限空間之中。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1936年由鄒韜奮發起、茅盾主編的大型文集《中國的一日》①，成爲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極爲特殊的存在，而這次空前的徵文活動本身也成爲一個重識文學史歷史情境的典型個案。晚清以來經由五四逐漸成形的中國現代文學始終有一個現代國人的共同體敘事與想像，無論這一“共同體”是指涉家國與民族，還是階級與社群，其實都往往表徵爲某種特定的宏大敘事，真正坐實於國人的日常生活並見出地方差異的書冩較爲罕見。重釋《中國的一日》的複雜語義也正可視爲一次“觸摸歷史”與重建文學史複雜敘事的嚐試。

“作爲生産者的作者”

《中國的一日》本是對高爾基編錄“世界的一日”這一空前動議的大膽學步，結果“世界的一日”尚未成書，學步者卻已創造出一部新鮮的有意義的大書。追摹蘇聯文藝的做法在1930年代並不鮮見，尤其是對於以茅盾爲核心的編者來説，《中國的一日》的進步色彩是應有之義。這種“進步性”除了一般性地被解讀爲左翼文學精神之外，還可以得到更具體的理解。在本雅明看來，蘇聯報刊鼓勵讀者上昇爲記者、作者的合作者的做法非常值得讚賞，因爲“報刊以傳統方式所維持的作者與公衆的區別開始消失，讀者隨時準備成爲作者。本雅明將之命名爲作爲生産者的作者，這種生産者努力去成爲作者，作者也努力去成爲生産者的發展，本雅明稱之爲生活條件的文學化，文學將成爲多數人的共同財富”②。雖然本雅明在1934年發表這番論述時懷有更複雜的問題意識，但這種要求普通人擺脫旁觀者角色參與文化書冩實踐的取向卻正擊中現代文學隱含的一大症候。無論是晚清的“三界革命”，還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三大主義”，其標舉的平民文學與大衆文學實際上與真正的“生産者”存在相當的隔膜，普通人雖然昇入新文學的形象系列，但仍然只是啟蒙精英筆下的對象與他者，甚至可以説，正是在對普通大衆“他者化”的塑造中，新文學作家建構起一個啟蒙與愚昧、進步與落後的“現代”敘事。儘管這種敘事也確實反映了某種歷史實際，但一味止於爲普通大衆“代言”甚至有意無意地隔離了來自大衆的聲音，這不只不説是新文學試圖建構新的社會共同體過程中的一個缺失。在這一視野下，左翼文學的進步意義不應僅僅體現在對大衆的政治動員，還應該體現於對大衆的文化自主意識的自覺培育上。《中國的一日》發端於對世界進步文藝的藉鑒，最終彰顯的正是“進步性”的更深內涵，即成就了本雅明所呼喚的“作爲生産者的作者”，普通人不再僅僅是對象化的存在，大衆的聲音亦成爲新的家國共同體合聲中的一個聲部。（2018-09-18 爱思想）

①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1-4)，上海：生活書店，1936年9月初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6月再版。

②呂正惠：《文學的後設思考》，台北：正中書局，1991年版，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