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發聲首先帶來了文學史上僅見的“對象的聲音”，從被新文學作家敘冩的對象轉而成爲敘事的主體，《中國的一日》反轉了文學史的慣常圖式，讀者參與了建構文學歷史的言説實踐。

當然，這里所説的“普通人”既是指所謂“普羅”大衆，同樣也是指在新文學作家之外的社會成員。由此，《中國的一日》里的普通人才會如茅盾所説，“除了僧道妓女以及跑江湖的等等特殊人生而外，沒有一個社會階層和職業人生不在龐大的來稿中佔一位置”③。

這些身份各異的作者往往截取身邊的日常人事作爲素材，敘事所及正是自己的人生實際，而這些普通人的自我塑造對於文學史既有的相應形象而言，常常不乏某種“陌生化”效應。

《中國的一日》中來自江浙一帶的徵文作者同樣多冩當地農事，而尤以書冩蠶事爲衆，在這些相近題材的鄉土敘事中，無論是農民還是鄉紳商賈，都天然地克服了三十年代“社會剖析派”式的單向維度，在普通作者的樸素敘事中不自覺地表現出他們所處的鄉土生活的更多側面。

如果説茅盾的《農村三部曲》中的風俗描冩更多地是一種敘事修辭的話，那麼，普通人筆下的“小滿戲”“演街戲”等與蠶事有關的鄉土風情往往就是敘事對象本身。不少作者冩到身在其間的繭市周邊的演戲觀戲盛況，而這些“神戲”又都是當地絲行或商鋪共同出資搬演的。作者們的“普通人”身份使他們只夠以日常的眼光看待這一切，從而復活了彼時帶有某種民間歡慶色彩的鄉民生活的一個側面，而處於蠶事兩端的商賈與蠶農在這種特定時節的民間節慶活動中均身在其間，共同構建一年一度的土風鄉情。相較之下，新文學的鄉土敘事雖然蔚爲大觀，但真正體現鄉土世界自身的秩序與節奏、風情與慣習的作品並不突出，即使有這樣的敘事成分，也往往不在有機的日常生活層面展開，而是服從於更嚴正的社會題旨。

普通的“生産者”參與自身的形象建構，這一新的敘事形式不僅爲新文學中的固有形象帶來陌生化效應，而且也自然地拓寬了文字表現的對象世界的邊際。茅盾等人的農村題材小説專注於農民生存之艱，作品中不見鄉土世界中本該存在的不同身份卻又同處底層的人物之間的對話與聯系。換言之，其鄉土世界常常處於理性剖析的特定視角下，日常意義上的有機性完整性尚有不足。

《中國的一日》中相近題材的作品出於鄉土世界之中的普通人物之手，他們眼中的日常生活是渾然一體的，在他們近乎自然的敘述中，鄉鎮里的讀書人與蠶農並不隔絶，有的篇目甚至直接以二者的對話爲敘事焦點，像蠶事收獲季這樣的鄉間節點，實際上網羅着整個日常世界中的各色人物，被置於敘事前台的既有文學史上習見的蠶農形象，也不乏鄉村教員和中小學生這些本就屬於這個世界中的人物。這種並置正是普通作者眼中的真實，鄉間學校的師生們在蠶假中趁勢排演文明戲，意圖藉繭市收獲一點票房，其間的酸甜苦樂在作者看來正與蠶農的喜怒哀樂相仿佛。

值得注意的是，當日常生活中的“生産者”轉而爲自己言説時，他們眼中的新文學作家和知識分子反而成了某種有待觀照的對象，其間更有文本意義上的直接對舉與交接，從而構成新文學作家與普通生産者之間的某種“對話”。舉例而言，張天翼曾冩過一篇名爲《蜜蜂》的小説，其中的養蜂者來到鄉間，當地農民的稻漿被蜜蜂吃得精光。作家有意藉養蜂這一題材觀照鄉村人事，卻無意中犯了知識性的錯誤，蜜蜂啄食莊稼本是以訛傳訛，並不符合科學事實。《中國的一日》收錄了浙江桐鄉的一位養蜂者的徵文作品《養蜂者的悲哀》，文中着意強調的不僅是蜂農的勞動之艱辛和收獲之不易，還有蜂農們“精神上的痛苦”。

蜜蜂啄食農作物的謬傳連累養蜂者不斷受到世人的奚落，在徵文作者所舉的諸多例証中便有張天翼的《蜜蜂》，這位養蜂者只著文言説，又看過張天翼的小説，當然也算是有文化的“生産者”。對照之下，新文學作家的鄉土敘事出於某種社會義憤或小説修辭，往往簡化鄉村生活的實際，慣於用傾向與想像替代對鄉土人事的細緻體貼，雖然並不違反文學敘事的邏輯，但作家們所期待的啟蒙效應或批判力量卻在富有血肉實感的日常世界中受挫或碰壁，其文學創作的初衷也未必就只很好地實現。《養蜂者的悲哀》更像是一個隱喻，“生産者”一旦擺脫被言説的固定形象，不僅能塑造自我，也能帶來對他人的不同認識，至少，不再失語的被表述者可以復原日常世界的某種實感。（2018-09-18 爱思想）

③茅盾：《中國的一日·關於編輯的經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