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海德格爾看來，俄狄浦斯並沒有通過喪失視力獲得超越表象世界的認識能力。相反，《俄狄浦斯王》塑造了一個僅憑自身「熱情」（Leiden chaft）就想把握真理的悲劇英雄{13}。這意味著，海德格爾在抽空亞里士多德「突轉—發現」的目的論色彩時，將作為「情節」神話所引導的合規範、合目的的人的行動轉化為非理性的熱情行動。但是，這種行動並不能達到尼采如「戲」一般的自由律動，而是讓俄狄浦斯遭受了懲罰。因此，海德格爾與亞里士多德在解釋的結論上出奇相似，甚至更為悲觀：在他看來，俄狄浦斯不僅不能達到對世界本質的認識，而且因為這種把握世界的莽撞行為得以毀滅，連自我認識也不再可能。

我們發現，在福柯對《俄狄浦斯王》進行解釋之前，已經有尼采和海德格爾兩位先驅開辟了一條解讀《俄狄浦斯王》的思考路徑，福柯則繼續了尼采和海德格爾對亞里士多德悲劇理論的反思，並將自己的哲學思想形象化地呈現於《俄狄浦斯王》的戲劇性張力之中。

二、 真理的劇場·福柯對《俄狄浦斯王》的第一次解讀

按照丹尼爾·德費爾（Daniel Defert）的表述，在一般情況下，福柯不會公開表明與前輩學者持有不同觀點，而是通過寫作將這種不同觀點以某種「形象化」的形式呈現出來。在《論求知意志》這部講演錄中，福柯對海德格爾思想的異議就是通過解讀《俄狄浦斯王》呈現出來的{14}。在海德格爾看來，《俄狄浦斯王》體現了古希臘哲學家的認識論思想的悲劇，後者將視覺看作認識世界最為核心的感覺，並以此為基礎來把握世界的本質。但是，俄狄浦斯的努力表明，對世界本質徹底認識的渴望，最終會導致俄狄浦斯自身的毀滅。海德格爾借此認為，以認識論為基礎的現代形而上學體系，恰恰依賴其古希臘源頭所鑄就的惡果，從而將現代人引入了虛無和癲狂之中。

福柯對海德格爾此一觀點進行了反駁。通過對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一卷的解讀，福柯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古希臘社會，是不是只存在一種獲取知識的途徑？在福柯看來，答案是否定的。他認為，在《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確實提出了一種以視覺為中心的求知途徑。通過這樣一種途徑獲取知識，必須滿足如下條件：（一）求知欲；（二）對研究對象的仔細觀察；（三）對象的各個要素在觀察者的視野中產生和諧的統一，並給觀察者帶來愉悅；（四）這些觀察得出的結果，通過三段論推理的形式，最終會指向真理{15}。這一求知途徑所獲得的知識，就是哲學知識。但是，福柯認為，這種哲學式的求知過程實際上忽略了另一種知識，即在古希臘社會先於哲學思想所產生的知識，這就是關於正義的知識。

福柯認為，在古希臘哲學思想誕生之前，古希臘社會中有資格探索和占有真理的階層只有城邦統治者和詩人，而這兩類人心目中的真理概念和正義概念關係密切。古希臘社會有兩種正義形式：前者被命名為「krieín」，該詞對應於英語的「批判」（critic）；後者則被命名為「dikē」，該詞對應於英語的「正義」（justice）。福柯發現，在《荷馬史詩》中，「krieín」成為占據統治地位的正義觀念，而到了赫西俄德的《神曲》，「dikē」逐步成為占據統治地位的正義觀念{16}。

那麽，這兩種「正義」究竟有何不同？福柯認為，「krieín」實際上是一種裁決性正義，它特指在法庭訴訟中雙方通過證明自身並未違法的辯護過程最終發現有罪者並進行處罰的行為。值得指出的是，古希臘人的法庭訴訟過程並不像現代法庭一樣，需要委托第三方獲取可以被詳盡審查的證據，從而給犯人定罪。在具體的審判過程中，涉案雙方首先必須通過發誓宣稱自身的清白，然後通過法庭辯論和法官施加的考驗來驗證控辯雙方是否遵守誓言。最終，被證明沒能遵守誓約的一方將會按照誓約的報應施以刑罰。這樣一種正義的獲取，所需要的並非是對事物之間和諧關係的洞察，而是必須讓法官面對許多殘酷刑罰和考驗，這必然要求執法者具有一種敢於面對這種殘忍的意志力。

{13} Martin Heidegger,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87, p. 81, p. 115, p. 115.

{14} 參見汪民安《友愛、哲學與政治：關於福柯的訪談》，載《讀書》2008年第1期。

{15} Michel Foucault, Leçons sur la volonté de savoir: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suivi de Le savoir d』Oedipe, 2011, pp. 9-11, pp. 89-93、103, pp. 161-163, pp.112-113, p. 229, pp.240-242, p. 238, p. 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