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krieín」不同，「dikē」成為城邦中正義的和諧秩序的表征形式。相對於「krieín」，秉持「dikē」之人不再是判斷控辯雙方誰有罪的法官，而是城邦的統治者和管理者。為了更好地管理城邦，城邦的統治者必須建立和諧而無衝突的管理秩序。在這一過程中，城邦統治者借助一系列宗教儀式將城邦中不和諧的部分去除，從而「凈化」城邦政治，而統治者本人不僅是凈化儀式的實施者，而且還具有與純粹和諧的城邦秩序相一致的人格：和諧、莊嚴，且對不純潔和邪惡明察秋毫{17}。在《論求知意志》講演錄中，這種正義所要求的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實際上就是哲學家把握世界本質的認識論原則在社會政治領域的來源。換句話說，在福柯看來，古典城邦統治者用來管理城邦秩序的社會—政治話語，逐步轉移到哲學領域，成為了古希臘哲學的認識論話語。

福柯對古希臘社會正義觀的討論，暗含著對海德格爾的反駁。海德格爾相信，《俄狄浦斯王》的主旨體現了古希臘思想家基於存在與表象之間對立的這一認識論框架所展開的求知活動，而俄狄浦斯對認識存在本身的過度熱情最終導致忒拜城邦秩序的崩潰。福柯認為，《俄狄浦斯王》的問題並非一個單純的哲學認識論問題，而是哲學認識論所依賴的政治基礎——為維護城邦政治秩序的正義觀（dikē）和基於律法判決和鬥爭的正義觀（krieín）之間的衝突——在整個戲劇情節中的呈現。因此，福柯倒轉了海德格爾《俄狄浦斯王》中認識論真理對政治真理的優先性，而是將政治真理的顯現看作解讀《俄狄浦斯王》的鑰匙。

在《俄狄浦斯的知識》和《論求知意志》對《俄狄浦斯王》的解釋中，福柯都重點強調了對古希臘詞「Tyrannos」的分析，該詞往往不是指一般的國王，即「Basilieus」，而是指通過不符合法律或道德的手段奪取城邦控制權的人，即「僭主」{18}。僭主並非中國傳統社會的所謂暴君，相反，名為僭主的俄狄浦斯卻是個很能幹的人。在忒拜城第一次遭到瘟疫侵襲時，俄狄浦斯靠猜謎戰勝了斯芬克斯，讓整個城邦獲得「凈化」。表面上看，俄狄浦斯不像僭主，他具有引導城邦政治秩序的正當權力。可是，為什麽他最終卻成為了僭主，甚至導致城邦政治秩序的崩潰，引發了兒子的紛爭（《七將攻忒拜》）、女兒的橫死（《安提戈涅》）和自身的流亡（《俄狄浦斯在克洛諾斯》）呢？

福柯首先從這部戲劇的形式入手來分析這個問題。在《論求知意志》和《俄狄浦斯的知識》中，福柯都特別提到《俄狄浦斯王》蘊含著「sumbolon」這樣一種形式。「sumbolon」後來被轉寫為英文詞「象征」（symbol），但在古希臘語中該詞的原意是「被一分為二的事物的兩部分重新合成為一個整體的過程」{19}。福柯認為，俄狄浦斯具有的特殊能力使得整個劇作中本來已經斷裂的碎片得以合攏，由此才讓整個戲劇得以成為一個整體。例如，在戲劇中，阿波羅對城邦出現汙染的警告和特瑞西阿斯對俄狄浦斯殺父兇手的預言、拉伊俄斯的死去和俄狄浦斯登上王位、信使對俄狄浦斯父母去世的唁報和牧羊人對俄狄浦斯悲慘身世的回憶，這些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部分內容，居然在俄狄浦斯的質詢和尋找過程中，合成為一個完整的情節。因此，俄狄浦斯的能力是一種將充滿矛盾、對立和破碎的事實轉化為一種完整情節的能力。

那麽，這種將破碎的情節完整化的能力究竟具有怎樣的特點呢？首先，福柯指出，這樣一種能力既不依賴人的視覺，也不單純依賴人的聽覺：在《俄狄浦斯王》這一戲劇中，人的視覺能力體現為把握證據和親身觀察證據的能力，牧羊人和信使所陳述的事實就是這種能力的體現；人的聽覺能力是傾聽神諭並按照神諭行事的能力，阿波羅的神諭和特瑞西阿斯的預言就是這種能力。俄狄浦斯的能力並不是單純依賴聽覺，因為他無法聽懂阿波羅神諭的指向，也難以相信特瑞西阿斯預言的準確性。可是，他也不依賴視覺的親身證據來施展自己的能力，因為他對自己身世的發現依賴於奴隸和牧羊人的追憶，通過自己的論述和追問才將這些追憶聯系為一個整體{20}。

17}{18}{19}{20Michel Foucault, Leçons sur la volonté de savoir: 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 suivi de Le savoir d』Oedipe, 2011, pp. 9-11, pp. 89-93、103, pp. 161-163, pp.112-113, p. 229, pp.240-242, p. 238, p. 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