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物之困境是「我」對「它」的勝利

很久以來，「物」總是謙順兼讓，以彰顯「人」之卓越。「物」義無反顧地成為人間戲劇的背景道具。「物」之背運顯然是現代性所為，是啟蒙運動之造化。啟蒙運動構築了一個以人類為中心並作為萬物之尺度這一主體的「物之秩序」，一個推崇同一性和差異性之比較的秩序，一種建立在對「相像性」（resemblance）的拋棄之上的秩序，如福柯（Foucault）所說：

對於西方思想，這一切曾舉足輕重。相像性，曾長期作為知識的基本範疇——同時作為我們的認知形式與認知內容——其在一種基於同一性和差別性的術語之上的分析中解體了……對比成為了排序的一種功能……其結果是，整個西方文化的認識型（episteme）都發現其基本排列被修改了。

由此，從一個基本上一體化的「相像性」和「相似性」(resemblance and similitude）的世界中湧現出來的啟蒙運動，這個西方思想史的關鍵轉折點，達成了一種基於差異與秩序的世界觀。一個獨特的由人類主導的現代性誕生了，在其中思想將它自己與無思想區分，人從任何非人之中凸顯，自由被設定為人類獨有的特權。不具備運動與感知的物，從而被列為與感知實體相對，並必須依附於人類理性才能被賦予意義。海德格爾充分地討論了物的「待用狀態」(readiness-to-hand)，及其被征服的實質。自從啟蒙運動，物就消逝在遺忘之中，唯有在遭遇故障出了差錯，流露其「存在狀態」(presence-to-hand）的不幸之時，物的自身才被揭示。

根據康德（Kant）的說法，我們只能通過感官來知覺物的外觀（現象phenomenon）。我們不能感知物自體（noumenon），因為世界自身只在與人類主體的關係中可知；昆汀·美亞索（Quentin Meillassoux）稱此為相關主義(correlationism)：

沒有一種可感知的東西，不管它是具有情感的或知覺的屬性，能夠不以與我或其他生命體發生關聯而僅以其本身的狀態而存在。當我們思考該物的自身時，也就是以其獨立於我的狀態來思考其物自身時，這些屬性皆無法存在。

只要一個人站在人類理性的立場上，他便不能反駁這樣一個強有力的觀點，在事物秩序的邏輯之中：按照亞里士多德的分類法，植物在無機物之上，動物在植物之上，作為理性動物的人類則高於梯次中的任何物種。這個堅定真理的奠定是來自於認識論對本體論的勝利，是一種（康德式的）對哥白尼革命的逆反：「客體必須依照我們的認知」。

康德寫到，「如果直覺必須依照客體的構造，那麽我不明白我們如何能在知道構造之前就認識它們；而如果是客體（作為感官的客體）依照我們的直覺官能的構造，那麽我能很好地為自己表述（represent）出這種可能性。」5自此以後，「我」對「它」的有意逐出，標誌了本體論的衰落，即試圖了解「它」的古老的人類渴望的衰落。然而，康德亦認識到思考物自體並非必然地不可能；他不過是選擇了一個立場，一個絕對必要的啟蒙運動的立場。「對康德而言」正如海德格爾所清楚說明，「『自體』的特性意味著客體是自在的，無需人類對其表述的客體，……『物自體』，在一個嚴格的康德式邏輯中，意味著一個不可能直接與人類表述相遇的客體。」但康德選擇讓物與人類思想在先驗（priori）上一致，「其成為了表述的客體，在人類自我的自體意識中運行其進程。」

（2018-06-20 翻譯：李沛原 [http://www.namoc.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