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義孚先生舉過一個很好的例子。在美國的芝加哥，因為城市設計沒能讓城市功能發揮作用，一些地方就會變得很荒，很多市中心都變成了犯罪率極高的地方。人都躲到郊區去，躲到自己安全又漂亮的房子里，房子和房子中間，都是路和樹隔開的。而在中國，你會覺得城市空間里有很多沒有經過設計的空間成為了公共空間。比如高架橋下面，居然會有人在那里跳交誼舞、跳廣場舞、打太極拳和下棋，這個文化區別就特別有意思。

在西方，對個人空間和私密性的需求有兩個層面，一個是自我意識的發展，這個是受了教育的布爾喬亞階層的需求；一個是社會組織需要分離，比如說從歐洲文藝復興的鬆散社會關係，到英國發展出社會階層分野。這些需求導致房間的功能越分越細，每個房間都對著走道開一個門，只要門一關，你就處在自己的世界里。它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分離。到19世紀末期之後，在英國貴族或者有錢人的大宅里，男女老幼之間、客人進出、傭人的出入口等等復雜到了像一個機器。

                                                                                   芝加哥郊區的獨棟住宅

但中國自古以來的合院理念跟西方就有顯著的不同。一進院子有屏風遮擋，人們平常看不到你的院子里面，該安靜的時候很安靜，但一旦跟胡同連接起來，它該熱鬧的時候又很熱鬧，整個生活又突然被活化了。

老舍先生寫《四世同堂》時，說小羊圈胡同里有有錢人，也有很窮的人。有大雜院，也有獨家的院子，中間並沒有專門設計的城市廣場，它就是一個胡同。但是如果有一個婚禮，或一個葬禮，如果小販在外面吆喝，孩子就會出來，家長也會站在門口看一看，那個胡同突然之間就充滿了生活。段義孚先生也曾經想像過這樣一種合院里的生活，晚上在家里吃完非常熱鬧的家宴，然後穿上大衣，在風雪交加的冬夜走到胡同里，它給人的知覺有對比和反差，有節奏性。

話劇《四世同堂》中小羊圈胡同里的眾生相 三聯人文城市：面對新技術和新的觀念，想保持建築的中國傳統，會面臨哪些挑戰？

阮昕：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離我不遠的上海的武康大廈現在是一個網紅打卡地，我在國外生活了近30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20世紀初期的著名建築，現在會被年輕人瘋狂打卡。現在在上海有一個時髦的說法叫做「建築可閱讀」。說起閱讀，好像非常高尚，但是真正閱讀建築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這些研究建築的學者、建築師，要閱讀一個建築的話，要了解建築的歷史、建築師，以及建築設計的基本技巧和歷史積累下來的建築設計手法，它是一個學術活兒。實際上我們現在講的應該叫「體驗建築」，它沒有達到欣賞建築藝術的層次，而是變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生活刺激點。

成為「體驗建築」的武康大廈 當然這只是一個現象，現在抱怨最多的是千城一面的問題。有個常年生活在澳大利亞的比利時漢學家叫李克曼（Pierre Ryckmans），他說大多數西方人到中國之後都覺得很失望，幾千年的文明到哪里去找？這當然是一個膚淺的解讀。

一個旅遊者到一個新的地方，解讀的首先是表面，恨不得這個城市有幾張明信片就可以解決問題。而對中國文化進行解讀的話，這個遠遠不夠。如果你對中國文化略有研究，去看看街道名稱，或者每一個縣、每一個村的名字，你就會發現它們的背後有多少的故事和歷史。

但是這種膚淺的觀點確實在網絡時代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我們現在處在一個非常矛盾的文化交流階段。 對於專業的建築師來說，我們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客戶，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他們把城市和建築看成一個形象問題。但城市和建築的空間組織承載的是人的生活，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空間組織藝術，而不是我們通常簡而化之的造型藝術。

而我們的文化傳統是不那麽看重物質形式的，怎樣讓空間藝術跟它的生活功能相結合，這對建築師來說是一個更大的難題。 無論物理世界對我們的心理意志影響有多大，這都是我們必須堅守的一條底線。如果我們喪失了內心世界，那我覺得這個後果是不堪設想的，是真正的異化。

阮昕，上海交通大學設計學院院長、光啟講席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曾任悉尼新南威爾士大學人居環境學部副院長、建築系主任（2004-2018），悉尼科技大學建築學院院長（2002-2004）。現任國際建築師協會建築評論家委員會 (CICA)委員、美國建築歷史學家學會(SAH)會員、新南威爾士大學建築學長聘教授（2004-2020）、新南威爾士大學榮譽教授（2020- ）、同濟大學顧問教授 。阮昕於2019年擔任上海城市空間藝術季雙年展建築策展人 。 阮昕著眼於歷史文化背景下的建築形制研究，涉獵中西建築歷史比較、世界居住史、住宅設計與生活方式、民居與文化人類學、建築教育、永續/再生建築設計和城市更新，以及西方文化語境下的亞洲建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