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孟酬士的建議是：

我們應該……接受以下這些主張：主語化和結構化的相互依賴過程，必然既是社會的又是歷史的；社會體系在個人與群體相互作用的社會實踐中得以生產並繁衍；集體結構既可激活亦可抑制個體行為方式；行動的可能性及模式總是以社會和歷史來定位，總是受限制也去限制；並且，行動者的意圖和他們的行為結果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　

在我看來，這並沒有什麽，或者很少有什麽冒犯了福克斯-傑諾韋塞，或者她所代言的那一大群結構社會歷史學家。這裏有很大空間來容納福克斯-傑諾韋塞當作恰當的歷史觀來表現的東西，即那種認為文學文本是 一種「情境的功能或表達」的觀點，而不是正相反，即認為情境是文學文本的一種功能和表達。福克斯-傑諾韋塞認為後者是新歷史主義者所持有的觀點。確實，所爭論的正是這種功能或表達的本質。要給予文學文本什麽特殊的地位，以作為它的情境的一種功能或者表達？文學文本是否擔當著一種享有專門特權的歷史資料的作用，它不僅產生對其情境本質的洞察力，而且也為研究這種情境提供一種模式？孟酬士認為是的，而福克斯-傑諾韋塞認為不是。

但是，他們之間的關鍵區別取決於那種情境的本質這個問題，而文學文本被認為是該情境的一種功能或表達。孟酬士明確反對那種認為文學是「一種自主的、美學的秩序，它超越了物質需要和興趣不斷變換的壓力和特性」的觀點。雖然他也反對那種認為它要麽是「一種『真實』事件的無生氣的話語記錄集合」，要麽僅僅是「一種對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式反映的觀點，我根據福克斯-傑諾韋塞自己的評論認為，她要接受這些觀點不會太難。如果說文學文本是其歷史情境的功能或表達，這並不能推斷它們只是這些情境的記錄或者反映。實際上，孟酬士力主的只是，文學作品的「相對自主」，它們能夠證明人類有能力對它們產生之時、空的社會和文化環境所做出回應，而不僅僅是做反應。　

孟酬士的主張完全與福克斯-傑諾韋塞的「歷史，至少是好的歷史，……無可避免地是結構性的」的主張一致。並且，我認為，像凱瑟琳·加拉格爾和斯蒂芬·葛林伯雷作品中，所表現的新歷史主義原則和實踐也是這樣的。新歷史主義通常贊成孟酬士所謂的文學的相對自主，這種自主即使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來說，也很難招致反對，因為它是人類意識和行動的相對自主，是文化上層建築的相對自主，這種文化上層建築包括了文學，它構成他們的歷史研究中的一個主要疑問，並且准許運用一種辯證方法來分析一切特定的歷史現象。就特定時空流行的種種主導性結構而言，如果歷史實在的行為主體和行為方式不是相對自主的話，這些結構根本就不會經歷任何與一般的自然變化比起來特別是歷史的變化。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如果說新歷史主義保留了它試圖補充或者修訂的形式主義的殘餘，那麽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和新歷史主義一樣，都持這樣一種觀點，即認為在間斷的歷史時期中，文化形式與社會生產關係之間存在著範式關係。而且，對於包括文化唯物主義者在內的左派批評家們，或者包括女權主義者和種族批評家等形形色色的反對派批評家們來說，因為新歷史主義中的形式主義以及它的理論、方法、或者實踐的反歷史特征而嘲笑它，這實際上只是一種否定，否定他們自己與新歷史主義者在理論、方法以及實踐上所共有的那些方面。

（本文作者：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年－2018年），美國歷史學者，曾任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 原載：愛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