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歷史主義還有另一個方面，在這個方面，傳統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與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存在著真正原則的不同。這與新歷史主義者——就像孟酬士舉的這個例子中表現的那樣——將文學史的結構段維度概念化，並且擴大到將文化和社會的歷史概念化的方式有關。

回想一下孟酬士談到的「用一種文化體系的共時性文本來取代一種自主文學史的歷時性文本」（黑體部分是我所加）。再回想一下，正是這種替代，將要為那種把文學史解釋成一種有關文學性獨特階段的歷時性序列的形式主義方式，提供那種人們渴望的歷史補充。這樣的表述看起來很奇怪，因為在傳統上，人們把歷時的看作是特定歷史的同義詞，把共時的看作與一般非歷史地處理現象的同義詞。因此，對於一種研究文學史的主導性形式主義方法，人們怎麽能夠通過取代文學史研究中占主導的形式主義研究方法或者是用一種特別的共時性處理方式來補充它，從而將這種形式主義研究方法調整到平衡狀態呢？

這裏，我們回憶一下，雅各布森就語言的詩學功能和元語言功能之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所作的著名論斷，這對我們也許會有幫助。根據雅各布森的觀點，「詩的功能將對等原則從選擇軸（即範式軸 [the paradigmatic axis] ）用到組合軸 (即結構段軸 [the syntagmatic axis])。」 對等原則因此逐漸成為構成一種確定的詩性序列化的種種模式和周期的方法。與此相對，語言的元語言功能指的或者具體說明的是塑造言語的「符碼」。

它也「在把同義表達組合成一個同義語句的時候，連續使用了對等單位：A＝A （母馬是雌性的馬）」。但是，雅各布森指出，「詩歌和元語言……彼此是截然相反的：在元語言中，序列是用來建造等式的，而在詩歌中，等式是用來建造序列的。」在這種語言的詩性的和元語言的功能之間的關係表述背後，可能存在有某種東西，它昭示了孟酬士有關 「一種自主文學史的歷時性文本」與「一種文化體系的共時性文本」之間存在差異的觀念。

這樣設想的話，乍看起來是對歷史過程的歷時性概念化和共時性概念化之間沖突的東西，進一步思考的話，可以被看成是包括了有關歷史性序列本質的種種對比觀點。在以前的形式主義情形下，文學各時期、作者、作品、全集、體裁等等序列都被用來建立一系列的等式（A=A[莎士比亞是個大文豪；「伊麗莎白時代的文藝復興是英國文學的顛峰」；「《哈姆雷特》是部悲劇」；「華茲華斯是最典型的英國浪漫主義抒情詩人」等等]）。這樣建立起來的系列，其解釋性效果是一種漸進性分類的功能，這種分類將各歷史實體（莎士比亞、伊麗莎白時期的文藝復興、華茲華斯、《哈姆雷特》）分為構成英國文學史（文豪、文藝復興、悲劇、浪漫主義、抒情詩等等）符碼的各個範疇的實例或者範例。雖然每個實例或範例都可以當作序列中的一個獨特階段對待，而揭示其意義的，正是它作為英國文學史基本結構（或符碼）的一種「功能、或表達」的身份。　

相比之下，後來，以新歷史主義為例，等式（比如，「文學是文化生產和交換的一種相對自主的媒介，它的形式和功能隨著整個文化體系的變化而變化」）被用來建立一種非連續階段的序列，序列的模式是反向可辨別的，但在序列本身的任何特定階段中，它無法被先期預告。

這並不是意味著，在序列產生中沒有任何基本結構或者符碼是可以辨認的，這只是意味著，為了闡明那些構成序列的系列中特定階段的獨特特征，是不能訴諸於該符碼的。如此解釋的話，某個歷史序列就必須被設想為兩種結構段過程（syntagmatic process）之間的複雜相互作用：一種與雅各布森的語言學模式的元語言層面吻合，另一種與它的詩學層面一致。

（本文作者： 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年－2018年），美國歷史學者，曾任史丹佛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 原載：愛思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