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理論，同樣是「能指中心論」的詩學觀。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17]「陌生化」並不關心「意義」，而把全副精力放在「感知」上。什克洛夫斯基認為：「藝術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使人恢復對生活的感覺，就是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頭顯示出石頭的質感。藝術的目的是要人感覺到事物，而不僅僅知道事物。藝術的技藝就是使對象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的長度，因為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必須設法延長。藝術是體驗對象的藝術構成的一種方式；而對象本身並不重要。」[18]感覺/知道、審美/認知，或者形式/對象，前者才是藝術的目的，才是藝術之所是的關鍵。達此目的唯一途徑，是千方百計讓「感知」變得陌生。作為文學符號的感知，就是語言。所以語言的陌生化程度，即為檢驗文學性的標準。越是逃離日常生活語言，擺脫「所指」，遠離實用，越是具有文學性。散文離日常生活近，日常語言多，文學性偏低。詩歌總是追求「受阻礙的、扭曲的語言」，以至語言只有能指功能，文學性最強。什克洛夫斯基此一觀點，內在地與雅各布森的「文學性」相通。俄國形式主義的其他代表性文論家，比如艾亨鮑姆形式論的文學史觀、托馬舍夫斯基對情節構成的形式分析，都有「能指中心論」傾向。

三、結構論符號詩學

在符號詩學中，截然劃分「形式符號論」和「結構符號論」是困難的，受詬病的可能性極大。「唯物」獨尊的前蘇聯，形式顯然「唯心」，20年代中後期，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被迫流散。如果布拉格學派和巴黎結構主義是「結構符號論」的大本營，那麽1920年就來到布拉格，1942年又在共同的逃亡途中，與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邂逅於紐約的雅各布森，則是其間的信使和先知：他秉持索緒爾的學說，一手牽著俄國形式主義，一手拉著布拉格學派，走向巴黎的結構主義。「俄羅斯」、「布拉格」、「巴黎」，如此血脈相連，怎樣一刀兩斷？

事實上，從「形式」到「結構」，連半步之遙都談不上，其間的交叉勿容置疑。形式論符號詩學家維諾庫爾就認為，以文學作品的「結構為對象，而不是以創造該結構在時間或心理學方面同時產生的因素」為對象，才是在「研究文學本身」，這樣的研究，也才具有「文學科學」的品質。[19]托馬舍夫斯基也認為，「在作品結構中相同的結構手法，亦即把文學素材聯合成藝術整體的方法」，「就是詩學的直接對象」。[20]日爾蒙斯基把「結構」作為詩學研究的三大任務之一。[21]伯恩斯坦則對「詩歌的結構分析」提出某些具體構想。[22]在這里，「形式」與「結構」聯袂出場，只是「形式」更具主導意義。但是，當結構論符號詩學自成一家時，其與形式論符號詩學的區別，尤其是「結構」與「形式」的區別則是無可爭辯的。[23]

任何符號都是以「感知」作為形式，直接呈現於我們的感官。但是，這個以「感知」作為形式的符號，卻是一個結構，一種關係。在索緒爾那里，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結構；在皮爾斯那里，是表達、對象和解釋構成的三元結構。而符號與符號之間，文本與文本之間，又構成新的結構，置身於更大的系統。對符號而言，結構生成意義，結構決定意義。文學作為特殊符號，要揭示其意義，就必須研究其結構：「評價一部作品的審美價值依賴於作品的結構」，[24]這是從布拉格學派到巴黎學派結構論符號詩學家的基本共識。托多羅夫說：「詩學選定的研究對象是抽象的結構形式。」[25]如果說，對文學作品內容的考察屬於「最嚴格的歷史科學」的話，那麽，「文學科學」則是「有關內容的條件亦即形式的一種科學」。[26]構成文學作品「內容的條件」多種多樣，但核心是「結構」。單個作品，可以研究它的結構，雅各布森和斯特勞斯對波德萊爾十四行詩《貓》的分析，就是典範；[27]一組作品，置於共時態中，依然有其結構可尋，且更有意義，巴特的《論拉辛》即是範例；而將文學作為整體，找出普遍結構，抽象共通概念，則是結構符號論詩學的旨歸。

[17] 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第1頁，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

[18] 什克洛夫斯基：《作為技巧的藝術》，載《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四篇論文》，內布拉斯加1965年版，第12頁，轉引自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第45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19] 維諾庫爾：《詩學·語言學·社會學》，紮娜·明茨等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王薇生譯，第60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20] 托馬舍夫斯基：《文學理論》，紮娜·明茨等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王薇生譯，第373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21] 請參維克特·日爾蒙斯基：《詩學的任務》、《抒情詩的結構》，參波利亞科夫編：《結構-符號學文藝學——方法論體系和論爭》，佟景韓譯，第209-29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

[22] 比如伯恩斯坦認為：「詩歌的結構分析，應當規定詩歌分成為哪些部分，在詩歌分成部分時，一些材料的（語音的、句法的、語義的）因素起著何種作用，用什麽方法分清部分，並將它們結合為一個藝術整體。」參見伯恩斯坦：《朗誦理論的審美前提》，紮娜·明茨等編：《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王薇生譯，第351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05。

[23] 列維-斯特勞斯就認為，「這兩個學派對具體事物所采取的態度截然不同。與形式主義相反，結構主義不願使具體事物與抽象事物對立，也不承認後者的特殊價值。形式由與自身不同的素材的對立來界定。但是，結構沒有特別的內容；它本身就是內容，可以理解為是實在物的屬性的邏輯組織中的內容。」參列維-斯特勞斯：《結構人類學》，陸曉禾，黃錫光等譯，第114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9。

[24] 托多羅夫：《詩學》，趙毅衡編：《符號學文學論文集》，第255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25] 托多羅夫：《詩學》，趙毅衡編：《符號學文學論文集》，第194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26] 羅蘭·巴特：《文學科學》，《羅蘭·巴特隨筆選》，懷宇譯，第129頁，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27] 參羅曼·雅克布遜、列維斯特勞斯：《評夏爾·波德萊爾的〈貓〉》，波利亞科夫編：《結構-符號學文藝學——方法論體系和論爭》，佟景韓譯，第212-238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

（作者：唐小林  來源：《蘭州大學學報》，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