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民俗學史的視野，通過梳理維柯《新科學》的關鍵概念，探討《新科學》的民俗學史意義及其價值。「詩性智慧」以想像、理解、移情的方式再現過去的歷史，發掘了被啟蒙思想家拋棄的神話、歌謠、寓言的歷史價值，這些古代民眾創造的民俗文化都具有歷史的真實性。

意大利學者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代表作《新科學》，由於內容豐富複雜，行文汗漫，前後相互纏繞，盡管已故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先生將這部艱晦的巨著譯成中文，卻很少引起中國學者的注意，民俗學領域更少人關注。從思想史的視野看，維柯的這部著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英國哲學家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發現，在維柯之前，啟蒙運動的歷史觀認為有一組普遍而不變的原則支配著世界，這些規律既支配著無生命的自然，也支配著有生命的自然，支配著所有的社會、時代和文明（伯林，2002：5）。

維柯卻提出了一種與啟蒙運動絕然對立的歷史觀，他否認永恒的自然法學說，鼓吹文化獨特性的觀點，宣揚人類社會在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的所有活動和表現都具有一種獨特風格的觀點，堅持文化多樣性，他的觀點撼動了啟蒙運動的支柱（伯林，2002：6－7）。維柯將自然過程與人類創造的意志、思想和想像區分開來，（伯林，2002：134）認為人類歷史是人類自己創造的，在那些顯而易見出自人為的建構——藝術作品、政治結構或法律制度，總之，一切受規則支配的學科中，存在著一個能夠從內部加以認識的知識領域，即人類的歷史。

人類歷史不僅像外部自然一樣，是由各種事物和事件、它們的前因後果所組成，它還講述人類的活動（伯林：2002，115）。因此伯林認為，在維柯之後，在一元論和多元論之間、永恒的價值和歷史主義之間的衝突，注定遲早會成為一種關鍵的分歧（伯林，2001：155）。

維柯的《新科學》也深刻地影響了西方民俗學的發展。如果說民俗學的對象是在民眾生活之中，那麽研究民俗學歷史的時候，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意大利的維柯。他把「民眾」當做文化的承擔者、創造者。維柯的思想構成了19世紀初期德國民俗學的學科基礎（松尾幸子，2005）。本文試圖探討的是，《新科學》對於民俗學所具有的學術史意義，以及維柯在研究古代神話中形成的關鍵概念及其相關闡述對於民俗學研究的影響。

發現民眾的歷史

在《新科學》中，維柯始終懷抱一種信念，就是要祛除既已形成的民族的虛驕訛見和學者的虛驕訛見。前者表現在每個民族都自信在世界上是最古老的，後者則表現在，學者們都自以為他們現在所知道的一定是從世界剛開始時就已經被人們懂得很清楚了。他批評過去的哲學家們傾全力研究由上帝創造的、只有上帝才了解的自然世界，而忽視研究由人類創造的各民族世界（維柯，1989：153）。學者們的虛驕訛見的近代形式就是17世紀一些關於自然法的理論，他們把任何野蠻行動和簡陋狀態都歸原到自然狀態，認為在自然狀態的人都有一種聽從自然理性支配和引導的能力（維柯，1989：44）。

學者們的虛驕訛見所造成的後果是，埃及的高級祭司把埃及的神話故事性的歷史都譯成一種崇高的自然神學，希臘哲學家們把希臘的神話故事性的歷史都譯成哲學（維柯， 1989：171），進而遮蔽了各民族歷史的神話故事性起源。維柯足足花了20年的光陰，去發現異教世界中最初的人類思維是怎樣建立起來的。維柯采用的方法是回到遠古，與古人對話，進入原始人的精神世界。在他看來，既然民族世界確實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它的面貌也必然要在人類心智本身的種種變化中發現（維柯，1989：164－165）。（本文作者：劉曉春 | 中國民俗學網 / 發布日期：2009-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