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地山先生的交誼並不深，所以想述說一點。兩人間的往來，材料卻是很少。不過許先生的為我人，他的治學精神，以及抗戰事起後，他的為國家民族盡瘁服役的諸種勞績，我是無時無地不在佩服的。

我第一次和他見面，是創造社初在上海出刊物的時候，記得是一天秋天的薄暮。

那時候他新從北京（那時還未改“北平”）南下，似乎是剛在燕大畢業之後。他的一篇小說《命命鳥》，已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大家對他都奉呈了最滿意的好評。他是寄寓在閘北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輯所近旁的鄭振鐸先生的家里。

當時，郭沫若、成仿吾兩位和我是住在哈同路，我們和小說月報社在文學的主張上，雖則不合，有時也曾作過筆戰，可是我們對他們的交誼，卻仍舊是很好的。所以當工作的暇日，我們也時常往來，作些閑談。

在這一個短短的時間里，我與許先生有了好幾次的會晤；但他在那一個時候，還不脫一種孩稚的頑皮氣，老是講不上幾句話後，就去找小孩子拋皮球、踢毽子去了。我對他當時的這一種小孩子脾氣，覺得很是奇怪；可是後來聽老舍他們談起了他，才知道這一種天真的性格，他就一直保持著不曾改過。這已經是約近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其後，他去美國、去英國、去印度。回來後，他在燕大，我在北大教書。偶爾在集會上，也時時有了幾次見面的機會，不過終於因兩校地點的遠隔，我和他記不起有什麽特殊的同遊或會談的事情。況且，自民國十四年以後，我就離開了北京，到武昌大學去教書了；雖則在其間也時時回到北京去小住，可是留京的時間總是很短，故而終於也沒有和他更接近一步的機會。其後的十餘年，我的生活，因種種環境關係，陷入了一個絕不規則的歷程，和這些舊日的朋友簡直是斷絕了往來。所以一直到接許先生的訃告為止，我卻想不起是在什麽地方和他握過最後的一次手。因為這一次過香港而來星洲時，明明是知道他在港大教書，但因為船期促迫，想去一訪而終未果。於是，我就永久失去了和他作深談的機會了。

對於他的身世、他的學殖、他的為國家盡力之處，論述的人已經是很多了，我在此地不想再說。我想特別一提的是對於他的創作天才的敬佩。他的初期的作品富於浪漫主義的色彩，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到了最近，他的作風竟一變而為蒼勁堅實的寫實主義，卻很少有人說起。

他的第一篇抗戰以後所寫的小說，叫做《鐵魚的鰓》，實在是這一傾向的代表作品，我在《華僑週報》的初幾期上，特地為他轉載的原因，就是想對我們散處在南島的諸位寫作者示以一種模範的意思。像這樣堅實細致的小說，不但是在中國的小說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於一九四○年的英美短篇小說界，也很少有可以和它比並的作品。但可惜他在這一方面的天才竟為其他方面的學術所掩蔽，人家知道的不多，而他自己也很少有這一方面的作品。要說到因他之死而中國文化界所蒙受的損失是很大的話，我想從短少了一位創作天才的一點來說，這損失將更是不容易填補。

自己今年的年齡，也並不算老，但是回憶起來，對於追悼已故的友人的事情，似乎也覺得太多了。輩份老一點的，如曾孟樸、魯迅、蔡孑民、馬君武諸先生；稍長於我的，如蔣百里、張季鸞諸先生；同年輩的如徐志摩、藤若渠、蔣光慈的諸位，計算起來，在這十幾年的中國，哭過的友人實在真也不少了。我往往在私自奇怪，近代中國的文人何以一般總享不到八十以上的高齡？而外國的文人，如英國的哈代、俄國的托爾斯泰、法國的弗朗斯等，享壽都是在八十歲以上，這或者是和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有關的吧？我想在這一次追悼許地山先生的大會當中提出一個口號來，要求一般社會對文人的待遇應該提高一點。因為死後的千言萬語，總不及生前的一杯咖啡來得實際。

末了，我想把我的一副挽聯，抄在底下：

嗟月旦停評，伯牛有疾如斯，靈雨空山，君自涅槃登彼岸。

問人間何世，胡馬窺江未去，明珠漏網，我為家國惜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