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的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中的“精神病患者”，對世界感到歇斯底里的絕望、痛苦，却又總是矛盾地渴望光明。一位年輕而才華橫溢的詩人，為何會創作出這樣充滿著暗淡、抑郁色彩，甚至令人絕望的文章呢？ 想要弄清這個問題，還得從詩人的不尋常的生平經歷談起。

波德萊爾，1821年生於巴黎。6歲那年，父親因病去世；一年之後，母親即改嫁他人，詩人幼小的心靈從此蒙上一層陰影。而他的繼父歐皮克上校後來擢升為將軍，並曾在第二帝國時期被任命為法國駐西班牙大使。身為一名軍人，繼父無法理解波德萊爾的詩人氣質和複雜心情，而波德萊爾也不能接受繼父的專制作風和高壓手段，於是父子倆幾乎無法溝通，關係極為不睦，這使得詩人產生了一種 “永遠孤獨的命運感”。

隨著繼父工作的幾次調動，波德萊爾也不得不幾次轉學，這又導致其沒有什麽朋友可以傾訴內心的迷惘與痛苦，於是更多轉向內心世界，其詩歌創作的天賦逐漸顯露出來。到他19歲那年，終於和繼父鬧翻，且因不守紀律被學校開除，開始了漂泊生涯。在花花世界巴黎，他博覽群書，生活浪蕩，以致貧困潦倒，1845年曾兩次企圖自殺。

1848年曾積極參加革命團體，其間幾經周折，終於在1851年隨著革命失敗而放棄所有政治活動，更多地投入到詩歌《惡之花》、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郁》等文學創作之中。1859年左右，詩人的精神和身體狀況每況愈下，雖因《惡之花》名聲大噪，還曾被提名為法蘭西學士院院士候選人，但終於在精神抑郁和身體健康不佳的雙重折磨下，於1867年病逝，年僅46歲。

詩人生活的時代正是革命此起彼伏、眾多社會階層你方唱罷我登場的動蕩時代，家庭不睦與國家衰頹的雙重壓力極大地壓縮了詩人的生存空間，讓一個熱愛光明、熱愛生活的人時常艱於呼吸，在現實生活中幾乎找尋不到半點快樂的因素，每天在這樣的矛盾中徘徊，在痛苦中抉擇，詩人因而常遊走在精神幾近失常的邊緣。充斥於詩人眼中的盡是以巴黎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大都市的種種醜惡、畸形的怪現象，被社會拋棄的窮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橫陳街頭的女屍……

這一切都促使詩人一次次地追問這個世界是怎樣的世界，人生是怎樣的人生。因而在《雙重屋子》中，屋子成了人類世界、精神世界的象征，如同夢境一般，光怪陸離，忽而屋內彌漫著“一種經過精心選擇的極細致的馨香，摻雜著輕度的濕潤在空氣中飄蕩著”，讓人感到“神秘、寧靜、和平與芳香”，真是幸福啊；忽而，“一聲可怕的、沈重的聲音，在門上敲響了，就像夢遊在地獄中一樣”，屋子隨之變得骯臟、醜陋而無聊。詩人在向我們叫嚷著，現實世界中的美好只是短暫一瞬，而且還常常如同夢境一般不真實，真正的世界的本來面目是混亂、狹窄而令人噁心心的，正如時間的鐘錘上迸發出來的聲響：“我就是人生，不可忍受的、無情的人生! ”

而生活在這世界上的人們也被這世界傳染上了可怕的疾病，《每個人的怪獸》中就描述了這樣一幅圖景，“頭上是空闊而灰蒙的天空，腳下是塵土飛揚的大漠，沒有道路，沒有草坪，沒有……我碰到好多人，駝著背向前行走。他們每個人的背上都背著個巨大的怪物”，“這怪物並不是一件僵死的重物，相反，它用有力的、帶彈性的肌肉把人緊緊地摟壓著”，“值得注意的是，沒有一個旅行者對伏在他們背上和吊在他們脖子上的兇惡野獸表示憤怒，相反，他們都認為這怪物是自己的一部分”。很明顯，在詩人眼中，這世界上的人們只顧著過自己的生活，沒人知道這種生活的方向和意義是什麽，也沒人關心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個家庭中的其他人，冷漠、殘酷、兇狠的野獸已經不再是異於人類的怪物，它正逐漸進入人的內心世界，成為人心靈的一部分，這樣的人類無疑也是可怕、無情，令人難以忍受的!

醜陋無情的世界，冷漠自私的同類，共同造就了病態的個體——詩人及與詩人相似的人，於是，在《惡劣的玻璃匠》、《瘋子與維納斯》、《狗和香水瓶》中，一個個矛盾、變態，甚至有些癲狂的精神病者，便不斷呈現在讀者面前，“有些人的習性是純粹思維性的，並且完全懦於行動。可有時，他們會在一種神秘力量的促使下，做出某種異乎尋常的行為，其迅速的程度連他們自己也覺得是不可能的”，甚至“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成為這種衝動和發作的犧牲品，這使我不得不相信是調皮的惡魔溜進了我們的軀體，在我們毫無意識的情況下，指使我們執行它們那荒唐透頂的旨意”(《惡劣的玻璃匠》)。

可是，當詩人每每從夢境般的生活突然猛醒過來時，他就會感到一種從幼年時就深深體會到的無以名狀的巨大孤獨，一種無法得到親情、愛情、友情的無力與無能之感。他覺得自己是個瘋子，與生活的那個時代那樣格格不入，“可笑而扎眼”，偏偏地，還是一個那麽渴望能品嚐到美好、光明和熱情的滋味的人，這種種矛盾悖論逼使他蜷縮在維納斯石像下，從心靈最深處發出吶喊：“女神啊! 可憐可憐我的憂傷和狂熱吧! ”(《瘋子與維納斯》)可惜，維納斯也是無情的，沒有給予他任何回應。

於是，詩人將人生視為一個醫院，自況為其中的一個病人，沒有任何所謂療救的方法能將自己治愈，無論是“由光明和礦物組成，並且還有誰來映照這風景”的里斯本，是可以“在觀賞運動的同時休息”的安然恬靜的鹿特丹，還是波羅的海的最遠處，甚至是地球的另一端——北極，都無法使詩人的心靈產生絲毫波瀾，終於，這個世界再也沒有榮幸挽留詩人寄居於此了，詩人向世界大聲宣告：“哪兒都可以，哪兒都可以，只要不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世界，哪兒都可以》)

正如詩人自己對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的評價：“總之，這還是《惡之花》，但更自由、細膩、辛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