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致遠《後現代語境中的技術與技術哲學》(2)

繼海德格爾之後,後現代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讓·弗朗索瓦·利奧塔、米歇爾·福柯、讓·博德里拉都對技術進行了各具特色的理論反思。


1. 
技術對科學的優先性和支配性

利奧塔對技術的論述是在“技術科學”的名義下進行的。他的後現代的技術思想主要體現在《被解釋的後現代:1982—1985年通信錄》和《非人,反思時間》中。從其相關論述可以看出他對於海德格爾具有明顯的繼承性。

在技術與科學的關係上,利奧塔反對現代的傳統敘事,對此進行了新的論述。他強調技術對科學的優先性和支配性,指出了現代科學的技術本質。他認為現代科學與技術的聯姻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情境中發生的偶然事件,因此二者的結合並非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他說:“長久以來,各種發明是不規則的、偶然研究的產物,或者說研究更多地不是和知識相關,古典時期的希臘人就沒有在知識和技術之間建立鞏固的關係。在16世紀和17世紀,`透視學家'的工作仍屬於獵奇和藝術的革新。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18世紀末。我們可以認為,即使在今天,那些`野貓式'零打碎敲的技術發明活動依然存在,它們與科學論證的需要無關”[3]。在《後現代狀況》一書中,利奧塔說:“科學知識要求保留一種語言遊戲、指稱,而排除所有其他的語言遊戲、指稱”[3]。但這意味著科學再也不能使用敘事性語言來使指稱性活動合法化。按照科學語言遊戲本身的規則,科學活動的合法性必須采取“論證”和“證明”的形式,然而科學論證本身有賴於論據的支持。這樣技術就出場了。“它們最初是人類器官或生理系統的替代物,其功能是接收數據或影響環境。它遵從一個原則,即優化行為原則。以最小的投入(花費在過程中的能量)獲得最大的產出(獲得的信息和改變)。所以,技術不屬於與真善相關的一種遊戲,而屬於與效率相關的一種遊戲:當一個技術活動比另一個做得更好並且(或者)消耗更少的能量時,它就是`好的'”[3]

在利奧塔看來,技術與近代科學的聯姻只有在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當技術與科學在最大化行為的絕對命令下聯合起來後,技術與“安全”與“安寧”之間的沖突就不可避免了。他認為,技術科學的“自主運動性”是在“複雜化欲望”的支配下發生的,這種無止境的複雜化使人類經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緊張與不安,這與人類對“安靜、安全和同一性”的渴求顯然是嚴重沖突的。不僅如此,現代技術的盲目發展還導致了難以應付的倫理難題,解決這些難題所做出的努力只會導致更大程度上的不穩定。


2.
技術的“權力”本質


米歇爾·福柯是最具原創性、最具叛逆性的後現代哲學家之一。“權力”是福柯一生學術探索的主題之一,正是在這一主題下他揭示出“技術”的另一種含義。

福柯對權力的研究顯示了其獨特的學術進路,他沒有像傳統的本質主義者那樣去試圖追問權力的本質,從而建立一種有邊界的權力理論。相反,他關心的是“權力怎麼樣”,它的實施策略與運行機制是什麼,它的技術支撐為何等問題。這樣在權力與技術之間便有了一種內在的聯系:權力構造技術,技術支撐權力。

福柯說:“宏大的`監獄連續統一體'造成了規訓權力與法律之間的溝通,並且從最輕微的強制不間斷地延展到時間最長的刑事拘留,從而構建了與那種胡謅的授權相反的具有直接物質性的技術現實”[4]。在福柯看來,權力構建技術的過程也是對人的規訓與塑造的過程。“為了控制和使用人,經過古典時代,對細節的仔細觀察和對小事的政治敏感同時出現了,與之相伴的是一整套技術,一整套方法、知識、描述、方案和數據。而且,毫無疑問,正是從這種細枝末節中產生了現代人道主義意義上的人”[4]。福柯認為權力作為一種話語和符碼具有擴張自身邊界的效應,它從最初的酷刑發展為懲罰,再到規訓,是通過技術系統的調整與構造向社會的每個角落滲透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作為技術主體的人不斷地被塑造成形。按照權力的意誌被精心策劃的技術和被馴服的人反過來對權力形成有力的支持。(作者单位: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遼寧沈陽 110004 / 原載:東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第7卷 第3期 2005年 5月)

[ 4 ] 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 M] .劉北成, 楊遠嬰, 譯.北京:三聯書店,  1999 .348 , 1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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