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要用泥土修建大壩，全部攔截河水是不可能的。土壩很容易潰決。他們用什麽辦法治水呢？首先是築堰。堰是較低的擋水構築物，作用不是蓄水，而是提高河流上遊水位，以便引流灌溉。只要在河道上壘些石塊或打木樁，擡高水位，築堰修渠，即可引水自流灌溉農田。漢代所建的大堰“高兩丈”，實際也只有幾米高。——這頗符合現今國際上流行的修低壩、維持河流生態的思想。

夏天，冰雪消融，疏勒河與黨河水位猛漲，正是莊稼需水季節。堰坊對灌區極其重要，因此也成為古代戰爭中對方的破壞重點。修復水利設施就成為大事。唐開元時張守珪為瓜州都督，開元中“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堨為虜毀，林木無所出，守珪密禱於神，一昔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記事。”(《新唐書·張守珪傳》)

“州人神之”的張都督，看來不是我們現今常常在電視鏡頭中出現，大聲吆喝指揮救災搶險，或者走訪災民詢問生活情況如何的書記市長。他還是位很有專業知識，能親自規劃設計工程項目的高級水利工程師。

被百姓稱“神”的敦煌專家不僅有張都督。早在二千年前，敦煌先進的治水技術就傳到了西域諸國。如西漢時敦煌人長史索勵——我不知道他是否就是著名書法家索靖的祖先，今天一幅索靖的字就值數千萬元——帶兵一千多從在伊循城(今新疆若羌縣境內)屯田，曾調集鄯善、焉耆等處軍民四千人，橫斷卡墻河，掘渠分水，改進灌溉條件，使許多貧瘠的土地變成沃田，莊稼連年豐收。所以北魏酈道元在給予很高的評價：“敦煌索勵，字彥義，有方略……屯田樓蘭……橫斷注濱河……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水經注》卷二《河水注》)

我想，一位官員的政績工程，能給當地百姓帶來驚喜和福祉，能顯示國力，能使外邦嘆服，能夠寫進歷史，一定代表了先進的文化，代表先進的生產力，代表了百姓的利益。如果古代有科學院工程院，評院士，聘他當博導帶研究生，是很夠格的。

關於古代在敦煌形成的“文化綠洲”，我還想稍微說得遠一點。

敦煌莫高窟舉世聞名，敦煌石窟中深藏的“秘寶”發展成為“敦煌學”——其實敦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發達的灌溉渠系，孕育了發達的農業和商業，才有可能使敦煌成為中國文明的一個耀眼亮點。僅以書法為例，東漢著名的書法張芝是敦煌人。他以行、隸見長，尤精草書，被人稱為“草聖”。張芝的父親張奐是征戰西北的名將，後觸犯宦官，隱退敦煌故里，閉門不出。張芝幼而高操，勤學好古，經明行修，有幾次可以應征做官，他皆不肯，而潛心於書法與治學，當時影響極大。晉代王羲之推崇說“漢魏書跡，獨鐘(繇)張(芝)兩家。”

張芝的書跡保存在《淳化閣帖》里有5帖，其中《秋涼平善帖》可以說是張草的典範，為世所珍。在張芝的周圍，形成了一群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集群，此後敦煌地區崇尚草書的風氣延綿不絕。如張芝的兄弟張昶也善草書，又極工八分書(漢隸)的別名，時人稱為“亞聖”。在敦煌的這一書法集群中，還有一個孩子的身影，這就是張芝妹妹的孫子索靖。在西晉時，索靖官至尚書郎、酒泉太守、征西司馬等職。2003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動用了文物征集專項資金，以2200萬元購回了清宮流失的文物索靖的《出師頌》卷，可見其在中國書法史上的價值。在敦煌地區出土的漢簡、唐代的敦煌寫經等，在書法上都有極高的價值。古代的敦煌群星閃爍，文人名士薈萃，遠非一般邊地州縣可比。

並非完全是現代水利的功績，到清代康熙本年，疏勒河流域就已經形成了以安西瓜州、三道溝和玉門鎮為中心的三片較大的灌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