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寫本《沙州圖經》，對漢代敦煌的水利有如下記載：

“馬圈口堰，右在州西南二十五里，漢元鼎六年依馬圈山造，其極南一百五十步，闊二十步，高兩丈，總開五門分水以灌田。”公元前李廣利將軍西征大宛，兵至敦煌，往來二歲，“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這些軍需糧秣的籌集供應，均靠敦煌綠洲，可見當時的屯墾已達到了相當規模，生產糧食的種類也很多。灌區生產的糧食，除供應當地居民和南來北往的商旅外，還要作為守邊和西征大軍的後勤保障。唐代，敦煌安西一帶更加繁榮，設置有瓜州、沙州和十餘個縣。這里位於絲綢之路要衝，人口眾多，市井繁華，文化發達，商旅來往不絕。故有“元宵燈會，長安第一，敦煌第二，揚州第三”之說。敦煌城市的人口，大約不會比今天少。

水資源開發利用和灌區農業的發展，是敦煌發展繁榮的基礎。唐代在漢晉修渠築堰的基礎上，沙州剌史李無虧新修了一條“長三丈，高一丈五尺，闊二丈”的“長城堰，百姓歡慶”。此後，又陸續修整了許多水渠。如長二十里的宜秋渠，長十里的原都鄉渠，長十五里的北府渠，長五里的三丈渠和長二十里的孟授渠等等。(敦煌遺書伯2005《沙州圖經》)

更值得重視的是，歷史上，管理河渠分配灌溉用水，一直是政府的行政職能，形成了完整的組織網絡。規定了嚴格的河渠灌溉事項：“州設渠泊使，縣設平水，鄉有渠頭”，民間則設立了“渠人社”。(敦煌遺書斯5894號殘卷)——用現在的話說，節水、合理配置水資源的前提，需要切實轉變政府職能、加強科學管理，並把責任落實到人。由於這些措施，敦煌“州城四周，水渠流暢，曲水花草果園，豪族士流家家，土不生疏，鳥則無鴞，五谷皆饒”。(敦煌遺書伯2005卷子《敦煌都督府圖經》)

大詩人岑參在敦煌盤桓時，對此有生動的記述：

敦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山泉出，黃沙磧里人種田。敦煌耆舊鬢皓然，願留太守更五年。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妝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藏鉤紅燭前，不知鉤在若個邊。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黃金錢，此中樂事亦已偏！(《敦煌太守後庭歌》)

岑參這首七古寫於天寶八年，即749年，他應邀參加敦煌太守的宴會，雖然有對主人吹捧討好之嫌，但詩作的內容也應有根據的，否則這不切實際的吹捧表揚，不就成為諷剌了嗎？

過去，這首詩的意義一直解譯為“反映當時官僚們奢靡淫佚的生活”。我想，反映當時敦煌領導幹部的真實生活，才是真正的價值所在。——“才且賢”的官員是無需成天忙得不可開交的作指示，參加各種會議。“太守”抓住並解決了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人民安居樂業，官員盡可“無事高枕臥”。在敦煌，善於治水的官員就是好官。社會穩定和諧，生產發展，百業興旺，當官的迎來送往，講點排場，多吃點、多花點，老百姓也不會太在意。自然，沒有本事和不幹事的官，再廉潔也沒用。群眾最不滿的就是既沒本事，而又很貪婪的千方百計撈錢的官。唐代地方官員3年一任，並規定太守任期必須在3年以上。敦煌老百姓挽留有作為的太守再留一任，而不是放鞭炮送他走，這應該是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