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杜安，貴州師範大學傳媒學院副教授

答：陶東風，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1、杜安：與許多學術話語一樣，“文化研究”是西方的舶來品。它與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英國左派理論家霍加特（R.Hoggart）與威廉斯（R.Williams）開創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密切相關，也與後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解構主義等西方左翼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您是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您在從事文化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受到哪些文化理論資源的影響？

陶東風：一個人文學者，特別是文化研究者，做學術研究的目的，從根本上說首先是為了解答自己生活中遭遇到的重大、尖銳問題（特別是與創傷性經驗相關的問題），或者說以學術方式對自己的生存境遇做出回應。這樣，文化研究是他生命書寫的一種方式。這是第一位的。

當然，由於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會、時代，這種生存境遇總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同代人的共同生存境遇，因此，對自己生存境遇的回應，不同程度地都具有公共意義。一個做文化研究的人，如果不是從自己的切己經驗出發提出和思考問題，就容易陷入五花八門的理論海洋迷失方向，以別人的判斷代替自己的判斷，把別人的病當成自己的病，把別人的藥方當作自己的藥方。至於那些追逐時尚、把學術時尚誤解為公共關懷，唯世界學術市場行情馬首是瞻者，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文化研究於我而言，就是通過學術方式回應自己的根本性生存境遇，在此過程中，選擇什麽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或你的研究屬於什麽學科，我以為都無關大局，無需太多考慮。而且，我也不事先確定什麽立場，無論左派立場還是自由派立場。

有人問我：文化研究在西方和中國都是左傾的（比如你剛才提到的那些），你的文化研究好像不是，難道做文化研究可以不左傾嗎？我覺得這個問題很奇怪，為什麽做文化研究一定要左傾？不左傾就不是文化研究？是為了左傾而左傾，還是覺得這個世界包括中國都右傾了，所以文化研究必須左傾？

西方（特別是德國）有很多反思和批判法西斯主義、研究二戰創傷記憶、集體記憶的學者，比如阿萊達.阿斯曼，傑弗里.亞歷山大，他們不左傾，他們的研究就不是文化研究嗎？華裔美國學者徐賁不左傾，他的研究難道不是文化研究？還有大量反思批判斯大林模式的文化研究者又該如何理解？

如果說中國的文化研究必須左傾的原因，是西方的文化研究是左傾的，那麽，這無異於說只有追隨西方才是文化研究；如果說文化研究必須左傾，是因為中國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那就請拿出證據，證明這個在我看來十分含糊其辭的判斷。

如果說我的文化研究有什麽一貫立場，那就是不妥協地反思、剖析、批判、反抗特定語境中，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我以為這是所有文化研究者都要堅持的立場，因為這是人的立場。由於在不同的國家，極權主義既有相同點又有差異性，因此，使用/堅持左的理論、立場還是右的理論、立場，會出現側重點的不同。


同樣是反思極權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可以說是左派，因為他們的反思對象主要是極右的納粹主義，但哈耶克堅持的則是自由主義立場，因為他反思的主要是斯大林模式的極權主義。而阿倫特則很難劃分左右，她既批判法西斯主義也批判斯大林主義，既不認同自由主義也不認同馬克思主義，她是左派還是右派？

既然極權主義是人類的共同敵人，反極權主義是所有有志於文化研究的學者——無論左右——必須堅持的基本價值立場，那麽如果有一個號稱左派的文化研究者，為極權主義（無論是哪個國家哪種類型的極權主義）辯護，那麽，他就是反人類分子，而不是真正的左派。

我在做文化研究的時候，閱讀和援引過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比如葛蘭西、阿多諾等），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比如福柯、布迪厄等；我也閱讀和援引哈耶克、阿倫特、哈維爾、米奇尼克等等的著作。大體而言，我讀得最多的是自由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著作。我覺得，在反抗總體化（極權主義的本質就是總體化，totalitarianism也可以翻譯為總體主義）這個共同的、最根本的價值訴求之下，這兩種主義是可以結成聯盟的：爭取和擴大我們作為一個公民的自由權利，反抗各種形式的宰制性力量和話語霸權，解構各種形式的意識形態神話，最大限度地解放被邊緣化的話語。

這是批判性思維的精髓，也是文化研究的精髓，同時也是啟蒙主義的精髓。後現代主義和自由主義在這里可以達成一致。後現代主義拒絕絕對真理，福柯的話語理論強調被邊緣化的個體，和群體起來反抗主流話語的宰制，打碎試圖將個體和差異整合到同一性、總體性的話語框架，促成無限繁多的微觀話語自由增生和繁殖，瓦解主流話語的一統天下。


因此，福柯反對整體描述法。他說：“整體描述法就是讓一切現象圍繞一個中心——一個原則、一個意義、一個精神，一種世界觀。”[1]福柯倡導的批判態度與康德闡釋的啟蒙精神是一致的，這就是對獨斷論、總體性的批判。福柯認為，啟蒙不是“一個理論，一個學說，甚至也不是一個不斷在積累的永恒的知識體系，而是一種態度，一種精神……通過它，我們對自己是什麽的批判，同時也是對加在我們身上的局限性的歷史分析，也是一種超越這些局限的嘗試。”[2]

作為一種批判精神的啟蒙比作為學說、理論、教條的啟蒙更為重要。“可以將我們與啟蒙聯結起來的脈絡，並不在於信守教條原則，而在於不斷激活某種態度，它是某種哲學的精神氣質，我們可以將其描述為對我們所處歷史時代的持恒批判。”[3]這種批判“不再是以尋求具有普遍價值的形式結構為目的的實踐展開，而是深入某些事件的歷史考察，這些事件曾經引導我們建構自身，並把自身作為我們所為、所思及所言的主體來加以認識。


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批判不是超越性的，其目標也不在於促成一種形而上學，而是具有譜系學的方案和考古學的方法。之所以說是這種批判是考古學而不是先驗超越的，是因為它所致力的並不在於確定所有知識（connaissance），或所有可能的道德行動的普遍結構，而是在於將表達我們所思、所言及所為的話語實例，作為如此繁多的歷史事件來探討；同時，之所以說這種批判是譜系學的，是因為它不再根據我們所是的形式推演出我們所不可能做、不可能知的東西，而將從使我們成為我們所是的那種偶然性（contingency）中，分離出某種可能性來。

在這種可能性下，我們得以不再依我們所是、所為或所思去是、去行、去思。這種批判將不再致力於促成，某種最終成為科學的形而上學，而將盡可能廣泛地為不確定的對自由的追求提供新的促動力。”[4]這不是非常符合康德的啟蒙主義思想嗎？這也是我在文化研究中一再加以堅持的批判態度。細讀福柯的《什麽是啟蒙》，覺得福柯對啟蒙多有（當然不是全部）繼承和肯定，把福柯和啟蒙完全對立起來是一種誤解。

我在分析當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時，就綜合使用了福柯、布迪厄的後現代主義或反本質主義觀點，但是同時也使用可大量自由主義的觀點。我認為，無論是工具論文藝學，還是自律論文藝學，關於文學本質的言說，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話語建構，文化研究者的工作不是要站在裁判的立場，判斷哪種關於文學本質的話語是真理，而是致力於對具體的文藝學話語進行考古學、譜系學的分析，爭取各種差異化的關於本質言說自由增生、繁殖，特別是要致力於營造這種自由言說的社會文化環境。我反對任何一種關於文學本質的言說（無論是工具論的還是自律論的）成為“絕對真理”。

2、杜安：文化研究是一種跨學科的整合研究。伴隨文化語境與具體問題的變化，文化研究的切入視角，與研究方法也往往會產生變化。這是否說明文化研究的方法是語境化的、實踐性的、策略性的？您能詳細談談文化研究的價值取向與方法論特征嗎？

陶東風：語境化非常重要，因為只有在具體的語境中，只有通過對自己的生活境遇、對自己身處的具體社會文化狀況的歷史化的批判性分析，才能判斷宰制性的力量是什麽，話語霸權和意識形態神話是什麽。在這里我覺得有兩點很重要。

首先，做文化研究的人一定要要忠實於自己的真實感受。有些人明明知道他面對的宰制性力量和話語霸權是什麽，卻不敢說，於是為了顯示自己的批判性，就去找一個替代品。我覺得這樣的人最好不要去做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靈魂是批判，但是有效的批判必須建立在真實知識的基礎上，特別是建立在對批判對象的真知識的基礎上，真實有效的批判的前提是提供關於宰制性力量和話語霸權的真知識。真知識是真批判的基礎和前提。

這其實不是一個道德要求，而是一個學術（認知）要求。知識就是權力，知識同時也是反權力：那種揭穿了權力真相的知識，也就是對權力最有力的批判（也是來自福柯的思想）。

其次，對權力的準確診斷，需要公開透明的信息環境，要能夠獲得各種與權力相關的信息資料。沒有足夠的信息就不能做出準確的判斷。關於權力也是或更是這樣。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持不同立場和理論的文化研究者，應該達成高度共識，因為在此大家沒有、也不應該有分歧。

比如，不管你是左派還是自由派，是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還是追隨者，只要你致力於研究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前提就是你必須能夠獲得所有和你的研究相關的資料。如果你認為，為了維護你心目中的斯大林主義的神聖性，相關檔案材料就是不應該公開，那我覺得你根本就不配學問（更不要說做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和方法的確是實踐性、策略性的，也就是說，不能死守一種理論教條。我的文化研究——理論資源、方法、立場——就經歷過很大變化。90年代初剛開始做文化研究時，我比較迷戀後現代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理論，幾乎機械套用它來把中國的大眾文化一棍子打死。

後來我對自己這一階段的研究有了反思，我覺得用後現代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分析當代中國的文化現象，特別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為革命文化的反撥出現的大眾文化（以鄧麗君流行歌曲為代表）往往分析得不夠到位，他們的理論話語和我們社會文化現實的隔膜比較明顯。因為這些理論是根據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文化狀況發展出來的，而中國和這些國家有很大的差異。

因此，盡管其批判和懷疑精神和邊緣化立場值得繼承，但是具體的批判對象，“邊緣”“主流”的具體含義，都需要在中國自己的語境中把握。相比之下，哈耶克、阿倫特和哈維爾等人的理論，在這方面體現出更大的優勢。阿倫特的極權主義批判主要以德國法西斯主義為經驗支撐，哈耶克是以斯大林主義、哈維爾是以東歐捷克的“社會主義和後社會主義”為現實參照。

顯然，這些理論更能切中中國文化的要害。

注釋

[1]米歇爾.福柯：《性經驗史》，佘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頁。

[2]斯托拉奇：《理解福柯》，劉瑾譯，第12-13頁，同時參見福柯的《什麽是啟蒙》，李康譯，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194644/

[3]福柯：《什麽是啟蒙》，李康譯，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194644/

[4]福柯：《什麽是啟蒙》，李康譯，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41946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