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地質旅行》初版迄今整整10年了。湖南教育出版社為貫徹江澤民主席提出的「科教興國」偉大方略，總結20世紀中國科普創作的成就，普及科學知識，提高國民的科學文化素質，推動和繁榮我國科普創作之目的，編輯出版《中國科普佳作精選》，將拙作列入修訂重版之列，對我個人來說，當然是很高興的事。這也是廣大讀者對我多年來從事科普創作的肯定和鼓勵。

《地質旅行》一書，最初由科學出版社出版。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後，許多學術團體恢復活動，逐步走上正常的運作軌道，除了促進科學研究，開展論文交流以外，還注意到向廣大群眾普及本學科知識的任務。中國地質學會和中國古生物學會與科學出版社合作計劃各出一套基礎知識叢書，我先後接受了《古生物與能源》、《地質旅行》兩本書的編寫任務並按期完成。其目的是向具有中等地理知識的廣大青年普及動態的地質知識，特別給身在農村或喜歡到山水名勝地區旅行觀光的知識青年在接觸大自然過程中學習一些基礎地理和地質知識，認識自然、掌握自然，開拓科學眼界，有機遇時，還可為經濟建設做點工作。同時，也可以給初步涉獵地質專業的學生們增加學習興趣，幫助他們在野外觀察各種地質作用和地質現象，補充課堂教學內容。

本書出版後的這10年來，各地旅遊事業迅速發展，並逐步形成新的產業，備受各界關注。城市群眾紛紛離開喧鬧的環境，接觸大自然的機會日益增多，他們對自然界的興趣與日俱增。在遊覽觀光途中，已不滿足於導遊人員的故事講解，而希望瞭解各旅遊地點的自然環境及其賦存的科學意義。於是，那些地方的地質概貌及其特點也就成為旅遊者關心的熱點，他們希望學習到一些科學文化知識，頗帶古人倡導的「遊學」的味道。我認識兩位生長在上海和杭州的中學畢業生，他們曾到過不少地方，受到《地質旅行》的啟發，在遊覽過程中，寫了不少有關地質方面的心得體會，或記錄材料，還經常來信與我探討他們觀察到的問題。有時，還採集到不少化石、岩石或礦物標本要求鑒定，成為業餘的收藏愛好者，還曾將藏品在當地舉辦的小型展覽會上亮相，獲得好評。

有些在旅遊學校任教的地理老師，也把《地質旅行》作為他們備課時的教學參考書，給未來擔負導遊任務的青年學生講授地質、地理知識，使他們在向遊客講述旅遊勝地的山容水貌時能充實科學內容，揭開大自然的神秘面紗。

許多遊客也反映，在欣賞景點的風光之時，他們感到希奇古怪的胡編故事不及帶有科學見解的地質知識有意義。

由此看來，《地質旅行》已經不是局限於地質專業的科普讀物，其作用或影響，隨著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超過了10年前的想像了。

趁本書再版的機會，回顧一下本人科普創作的經歷，總結一下科普創作的思想與經驗教訓，也許是有益的。

早在中學時代，我很愛好文學，曾在家鄉的地方報紙上發表過多篇散文與詩歌，似乎有一種模糊的創作習慣。進入大學地質系以後，與文學告別了。但在學得地質專業知識以後，萌發了科普創作的念頭，1953年，試寫了一篇《地下水與打井》，寄給《科學大眾》，不久，竟在抗旱專號上發表了。興奮之餘，想不到這篇短文竟能在當時久旱氣候時尚有實用價值，可幫助生產。因此心想今後不妨繼續寫下去。

1955年大學畢業後不久，做郭令智院士（當時是教授）的助手，參加汾河地質調查，在野外考察期間，郭老師鼓勵我寫些地質旅行文章，並風趣他說：「做一名現代徐霞客如何？」當時，並沒有想做徐霞客的雄心壯志，但他這一提醒卻激發了我寫作的慾望。兩個月的野外工作結束，把必要的考察記錄整理好以後，隨手寫了一篇《汾河地質調查記》，寄給《旅行家》，不久，發表了。此後的兩年間，又寫了《閩贛道上看地質》、《隴東黃土高原查勘記》等文章，相繼在《旅行家》上發表。

當時，正值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礦產資源勘探的消息經常在新聞報道中出現，引起廣大群眾的關心和興趣，我的地質科普文章反響也自然很大。經常由《旅行家》編輯部轉來群眾來信，詢問他們家鄉的一些地質或礦產資源問題。其中一些還由編輯部在專欄內選刊出來，密切了編者、作者和讀者的關係。這幾年間，我深深地體會到群眾很需要科學知識，科普創作應該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但是，作為一名大學教師，評定學術水平的標準是靠專業論文，而不是寫科普文章。所以自己的主要精力當然撲在教學與研究上，科普文章只能偶爾為之。

「文化大革命」將近尾聲之時，上海科技出版社的《科學畫報》改名《科學普及》，編輯來南京大學組稿，需要地學方面新近發展起來的課題的科普文章。當時，我的老師王德滋院士（當時任教務長、副教授）接待他們，介紹我為該雜誌撰稿。我先後寫了板塊構造、古氣候方面的科普文章，都刊出了。不久，「文革」結束，編輯部經常轉來群眾來信，要求解答常見的地質現象問題。從此，感受到了「文革」以後廣大群眾渴望獲得科技知識的迫切心情並感到科普創作的大好形勢正在形成，我應當擔負一些責任。

1976年末，上海科技出版社編輯鄧榮輝同志向我建議，是否寫一本介紹化石的書。當時，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創辦的《化石》雜誌已經問世兩年，並得到毛主席的讚揚，群眾對化石知識也頗感興趣。她的提議，引起我的觸動，於是答應下來。雖然科普文章我己寫過多篇，可是科普著作，尚未嘗試過。好在鄧榮輝富有編輯經驗，雙方共同合作下，花了一年時間，終於完成《化石漫談》一書，1978年正式出版，初版7萬多冊，半年就賣完了，以後又作第二次印刷。

當《化石漫談》出版後不久，我陸續收到來自工人、農民、學生、基層幹部的來信，他們都談到閱讀後的收穫，或提出他們見到過的若干地質現象及其疑問，有些還附上素描圖、照片，甚至寄來標本，要求鑒定。讀者的熱烈反響，提高了我科普創作的興趣，更增強了我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中的信心，從中明白了鑽研專業與群眾的需要是緊密相連的道理。

此時，香港《文匯報》上也發表了一篇評論《化石漫談》的文章，認為這是一本質量較高的科普作品，讀者不僅學到了豐富的化石知識，而且還學到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同時，還讚揚書中的插圖也畫得好，以為出自富有經驗的畫家之手，其實，他們都是初出茅廬的「青年畫家」，只是在作畫時與我密切配合，共同切磋完成的。

1980年，本書獲得《新長征優秀科普作品》二等獎。

此後，我陸續寫了地球歷史、地質旅行、人類起源等方面的科普小冊子好多本。1990年，獲得由全國科普作家協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頒發的成績突出的科普作家稱號。

回顧這些年來的創作，感受是很豐富的，歸納起來，有以下幾點：

一、科普創作的靈魂是科學性，也就是說，每一篇科普作品必須把各個學科的最基本的、嚴格而準確的概念告訴讀者，絕不能認為科普作品是寫給一般普通群眾閱讀的，不是科學論文，可以隨便地寫作，甚至把不符合科學實際（或規律）的純幻想傳授給讀者，避免造成誤導，以訛傳訛。

我曾經接觸過不少出版社的編輯，在組織科普稿件時，總希望從事本專業工作的科學家來寫，道理就在於此。

二、科普創作應盡量具有文藝作品的吸引力。一般而論，科學論文強調邏輯思維，文藝創作則強調形象思維，而科普作品，我認為必須兩者兼備。也就是說，一篇（本）好的科普作品，應該是科學與文藝的完美結合，使讀者在閱讀科普作品時感到輕鬆愉快，不費腦力，從中獲得科學知識。內行人看後感到沒有錯誤，外行人看後感到饒有興味。

三、科普作品要含有較多的信息量，寫作時要善於旁徵博引，借題發揮，把本專業應有的知識「亮相」以外，還要吸收相關的、有聯繫的其他知識。如果寫作時僅局限於某個小問題闡述，有時會感到施展不開來，問題也說不清、講不透。如果把筆頭開拓一下，觸類旁通，游刃有餘，問題也就能說清講透。比如我遇到過不少有相當文化水平的讀者，他們分不清古生物學與考古學的概念，當他們弄清楚化石與文物的概念以後，再結合實物來理解，這問題就解決了。

四、科普作品要吸收一定的文學知識，特別是古典文學的知識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我國古代自然科學是相當發達的，古籍中自然現象的記載也是相當豐富的。例如，有關我國地震的記載，早在《詩經·小雅·十月之交》中就提到：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

百川沸騰，山塚崒崩。

高岸為谷，深谷為陵。

哀今之人，胡慘莫懲？

諸如此類的科學問題，在許多古典詩詞中均屢見不鮮，當我們提到現代科學時，適當聯繫一下古代科學，對我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也是很有好處的。

五、科普作品要寫得通俗易懂。據說，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每寫好一首詩，首先念給群眾聽聽，徵求他們的意見，達到「老媼都解」的境地。我想，既然科普作品是讓廣大群眾閱讀的，行文時必須注意用字遣詞的通俗性，盡量避開晦澀的字或詞，不然就不能叫科普作品了。

今年（1998）正好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20週年，我的第一本科普讀物出版也正隨著改革開放的足跡走過了20週年，所以，此次《地質旅行》的修訂也算是對我從事科普創作的鼓勵，我將為繁榮科普創作而奮鬥終生！

1998年歲暮於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