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像法西斯主義之不利於生活的“理想”又怎樣呢？人們追求這種錯誤的理想，與追求真正的理想、其熱心的程度是一樣的，我們又怎能了解為什麽會如此呢？若幹心理上的條件，提供了對此問題的答案。被虐待狂的現象可以使我們了解，人可以被弄得想要受苦或屈服於他人。毫無疑問地，受苦、屈服於他人，或自殺是違反生活的積極目標。然而，有人卻認為被虐待是愉快的。這種喜歡做對生命有害之事的現象就是病理學上所謂反常現象。許多心理學家曾認為，好逸惡勞是指導人的行為的惟一正確的原則；可是動態心理學則顯示出，就人類幸福而言，主觀的快樂經驗並非一定是衡量某種行為價值的標準。對被虐待狂現象的分析，就是眼前的一個實例。這項分析指示出，快樂的感覺乃是一種病理反常的結果，不見得於人有利。因此，我們可以給真正的理想下一定義：任何可以促進自我生長、自由與幸福的目標就是真正的理想。而那些主觀上是快樂的（例如想要屈於他人之下），但實際上對生命是有害的強迫性和非理性的目標，則是虛偽的理想，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定義，我們即可肯定地認為真正的理想決不是某種高於個人的神秘力量，真正的理想明白地表示出，對自我的無上肯定。凡是與此原則相反的任何理想，都不能稱之為理想，而只是一種病態的目標。

 現在，我們又遇到另一問題，即是犧牲的問題。我們給自由下的定義，是否就是除了犧牲（包括犧牲生命）以外，不屈服任何較高的權力？

 這是個很重要的原則，因為法西斯主義宣稱，自我犧牲是最高的德行，犧牲可分為兩種。一種是生活的悲劇性事實，即是，我們肉體的我的需要與精神的我的目標是沖突的：為了精神的我的完整，而必須犧牲肉體的我。這種犧牲將永不失其悲劇性質。死亡決不是甜美的，即使為了最高理想而犧牲生命，這不是件愉快的事。死亡雖然痛苦，但卻是對我們個人人格的至高肯定。這種犧牲與法西斯主義所宣揚的“犧牲”是根本不同的，法西斯主義所說的犧牲，不是人們為了肖定自我，而可能必須付出的最高代價，相反地，犧牲本身就是一個目的。這種被虐待狂似的犧牲是否定生命，是消滅自我。這種犧牲與真正的犧牲是相反，正如同自殺是違反生活目的的。真正的犧牲的先決條件：是為了追求精神的完整，那些已失去精神完整的犧牲，不過是掩飾他們精神的瓦解。

我們會遭到最後一個反對意見是：如果根據自發的意義，允許個人自由行為，如果個人只承認自己，除自己以外，沒有更高的權威，那麽，是否必將會導致無政府狀態？如果無政府這個字表示輕率的自我中心主義及破壞性，那麽，決定的因素要視一個人對人性的了解而定了。筆者想指出的是，人無所謂好壞；生命有想要生長、擴展、表現潛在力的傾向；如果生命受到阻礙，如果個人被孤立了，同時充滿懷疑與孤獨無力的感覺，那麽，他將不由自己地喜歡破壞，渴望權力或屈服於他人。如果確認人類自由是“有所作為的自由”，如果人能充分地實行自我，促使人們利己的力量的基本致因將會消失，而只有病人和變態的人才是危險的。在人類史中，這種自由從未實現過，然而，這卻是人類所一直追求的理想。歷史中充滿了殘酷及破壞的事實，這是不足為奇的。應該感到驚奇的是，盡管人類，遭到種種的逆境，卻仍然能保有——並且發展——尊嚴、勇氣、高貴、和仁慈這些美德。

 如果認為無政府就是表示：個人不承認任何權威，那麽，對於理性的及非理性的權威之間，實有加以區別的必要。理性的權威——和真正的理想一樣——代表個人生長與發展的目標。因此，在原則上，它決不會與個人及個人的真正目的，發生沖突。

本書討論的主題是，自由對現代人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他脫離了傳統權威，獲得了自由，和成為“獨立的個人”；可是同時他也變得孤立、無權力，為別人達到目的的工具，以及，他與自己及與他人都成了陌路人；而且，這種狀態傷害了他本人，削弱了和威脅了他，使人想要屈服於新的種種枷鎖。可是，在另一方面，積極性自由就是充分地實現個人的潛能，以及使個人有能力可以積極而自發地生活。自由已發展到危急關頭，受到它自己動力論必然發展的驅策，自由有發展到極權對危險趨勢。民主的未來，完全要靠個人主義的實現，因為個人主義是文藝覆興以來，現代思想的目的。我們今天文化與政治的危機，並不是由於有太多的個人主義，而是由於我們所以為是個人主義的，已成為一個空殼。惟有在一個社會中，當個人——他的生長與幸福——是文化的目標；個人不必屈服外在的權威，也不必受外在權威的利用；以及，他的良知和理想是真正屬於他的。惟有在這樣的一個民主社會中，自由才會真正地實現。在現代史的以前任何一個時期中，這些目標都未能充分地得以實現，因為沒有發展真正個人主義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創造這種現象。生產的問題獲致解決了——至少在原則上——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未來富裕的情景。我們今日所遭遇到的問題是，組織社會與經濟力量的問題，解決了這問題，作為有組織社會的一份子的人類，可以成為這些力量的主人，而不再是它們的奴隸。

筆者會強調自由的心理一面，可是筆者也曾表示過，心理的問題，不能和人類生存的物質基礎，不能和社會中的經濟、社會、及政治的結構分開。以此為前提，筆者可以進一步說實現積極的自由與個人主義，與經濟和社會的改變，也有密切的關系，因為經濟與社會的改變將會使個人獲得自由，並實現他自己。筆者不欲在此討論經濟問題，也不想為未來，繪制經濟計劃的圖案。可是，筆者卻希望在此，指出一個方向，朝此方向發展，筆者認為，可以解決當前的經濟問題。

首先，筆者必須指出：我們不可丟掉現代民主制度的基本成就中的任何一項——例如，代議政府的基本成就之一，亦即是，由人民選出並向人民負責的政府，以及“人權清單”（BillofRights，根據張佛泉先生之翻譯）中所開列的每一項權利。我們也不可以使那些較新的民主原則受到破壞，這些原則包括有：免饑餓之權，社會須對社會中的所有份子負責，任何人不可因受恐嚇而屈服外在權威，或因害怕失業和饑餓而喪失他的人類尊嚴。我們不僅要保留，而且應加強和擴大這些基本成就。

 盡管在事實上，我們已達到了這種程度的民主，可是，這還是不夠的。民主的進步在於提高個人的實際自由，創造能力及自發性，不僅在於某些私人性和精神方面的事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於每一個人之生存極為重要的活動——亦即是他的工作。

促使民主進步的一般條件是什麽？社會中的非理性和無計劃的情形必須予以消除，而代之以有計劃的經濟。社會必須合理地處理社會問題，就好像它處理自然的情形那樣。達到此種境界的一個條件是，消除少數操經濟大權而對那些命運決諸於他們的人毫不負責任者的神秘統制。我們可以稱這種新秩序為民主社會主義，可是名稱是無關宏旨的；重要的是，我們建立一個可以達到人民目的的合理經濟制度。今天，大多數的人民非但不能控制整個的經濟組織，而且也沒有機會在他們的工作方面，發展真正的創造能力及自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