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作者考察了現實世界的網絡結構，例如經典文獻：H.E. Stanley，et. al.，2000，“classes of small-world networkd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97，no.21，pp.11149-11152。根據這些考察，網絡社會科學界達成共識的結論之一是（Matthew Jackson，2008，《Social and Economic Network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關於合作（或不合作）的信息（或病毒）在小世界網絡裏有足夠小的傳播成本，並且小世界網絡的局部團聚性足夠支持各種合作行為，所以，“小世界”是最有利於合作秩序不斷擴展的社會網絡。與此相比，合作秩序在洞穴人的社會網絡裏難以擴展，而在完全隨機的社會網絡裏又太缺乏信任感支持。

　　 圖4.

　　 在圖4顯示的三種基本社會網絡中，左上角代表“洞穴人”的社會網絡，右下角代表“完全隨機”的社會網絡。在現實世界裏，傳統農村社會——所謂“熟人社會”和“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可視為“洞穴人”網絡結構。另一方面，現代都市社會——強烈的冷漠感（太弱的團聚性）和強烈的隨機性（太短的平均距離），可視為“完全隨機”網絡結構。

　　 現在我們可將想象中的“思考者”試著分別嵌入於上述基本社會網絡內，從而可推測他的原創思考能力在何種程度上受到激發或被壓抑。

　　 有一種文化現象，至少被人類學家視為“文化現象”，最初由克魯伯（Alfred Louis Kroeber，1876-1960）注意到並就此發表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成果。關於美國人類學家最初的幾位泰鬥，我在《新政治經濟學講義》第八講有這樣一段文字：“洪堡的文化人類學觀念由他的學生博厄斯（Franz Boas，1858-1942）帶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為美國人類學和現代人類學的開端。”克魯伯於1901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他的導師就是博厄斯。克魯伯注意到，偉大文明的創造性是突發性的而不是均勻分布的。他收集了西方文化傳統中的創造性作品的大量數據，圖5，後來，他指導的一名博士生，也成為人類學名家，繼續研究文明的創造性問題，圖6取自他的這位學生發表的文章（參閱：Charles Edward Gray，1966，“a measurement of creativ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68，no.6，pp.1384-1417）。

　　 圖5.

　　 克魯伯的圖5顯示的是公元前900年至公元400年之間古代希臘羅馬文明的創造性波動，他收集的數據僅限於藝術和哲學。縱軸代表極富原創性的藝術作品和哲學作品的件數，鼎盛時期（對應於柏拉圖的時代）不過十幾件這樣的作品，可見克魯伯的標準很苛刻。格雷，就是克魯伯的學生，用另一指標來度量文明創造性，他的圖6，縱軸代表極富原創性的人物按照重要性加權得到的數目，橫軸代表時間，接著老師的工作，從公元850年到公元1935年。這裏出現了三次創造性突發期，1620年代，1830年代，1900年代。

　　 榮格多次闡述“意識”的結構，他將“集體無意識”視為一種心理能量流。圖7，三年前，我讀榮格著作時繪制的示意圖。榮格認為不僅人類分享而且人類與哺乳動物甚至更低級的動物分享集體無意識。似乎，地球上的心理能量流（the psyche energy）決定了全體生命現象。也因此，榮格描述的生命現象 （圖示“inner world”），更像是地下生長的根莖團塊，糾纏交錯，僅當這些根莖偶然湧現到地面之上時，才表現為個體生命（圖示“personality”），才有單獨的枝幹和果實，所謂“外部世界”（圖示的“the outer world”）。關於創造性活動的心理學研究，晚近十幾年，有大量文獻發表。研究者們試圖理解的最令人困惑的心理現象是：原創性與精神分裂（或“狂躁-抑郁”兩極化）人格特質之間呈現統計顯著且強烈的正相關性。

　　 圖6

相當多的文獻作者註意到原創觀念的最大特征是思考者的強烈發散型的思維方式，故而他們試圖從演化學說尋求解釋，將精神分裂型人格（通常由強烈發散型的思維方式引發）視為生命個體為使他們所屬群體保持一定的創新能力以適應變幻莫測的生存環境而支付的代價。我在行為經濟學課堂介紹過這些文獻，此處不贅。圖5和圖6意味著，地球上的心理能量流顯然不是常量，故原創觀念或原創人物的湧現是突發性的。我在介紹蘇格蘭啟蒙學派和維也納學派的文章裏也分別探討過這一主題：人類社會的天才人物，沿時間維度的分布密度非常不均勻。總之，存在一些蛛絲馬跡向我們暗示，人類的創造性確實是痙攣式降臨的。創造性極強的人物密集出現在某些時段，而在其余的時段則完全消失。

　　 我們可從圖5和圖6推測人類原創性的幾個爆發期，第一次爆發期對應於雅典城邦的鼎盛期，而雅典的民主制度始終被認為是最優越且後來者無法模仿的（因為人口迅速增加而不再有雅典式“直接民主”）。第二次爆發期大致對應於“文藝覆興”運動，那時的意大利城邦似乎也被認為是采取了很優秀的制度。第三次爆發期和第四次爆發期分別在19世紀初葉以及19世紀和20世紀的交替處，很難判斷那時的社會制度是否比現代的更優越，但我們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彌漫歐洲知識界的悲觀主義情緒，不難判斷，大戰之前的100年在他們看來確實是西方文明的黃金時代。

　　 圖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