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一屈辱歷史，道教徒始終耿耿於懷，時刻尋機復仇雪恨。《西遊記》正是反戈一擊的絕佳機會。

首先，美化道祖邱處機。邱處機(1148—1227)，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府棲霞(今山東省棲霞市)人，始為“全真七子”之一、全真教教主，後自創全真道磻溪派、龍門派。他因西行勸化成吉思汗“敬天愛民”，創下“一言止殺”的仁德功業，被封為“神仙宗伯”，掌管天下道教。後來元世祖忽必烈不喜全真教一教獨大，道教徒橫行不法，尤其厭惡其所謂“化胡”之功，刻意打擊道教，“至元之辨”時特設“《老子化胡經》真偽”為辯題，並以道家“掠虛”、荒誕為由，判定道教敗北。《西遊記》在明代中期問世，今見最早版本是萬歷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遊記》(簡稱世本)，作者佚名，“不知其何人所為”，汪淡漪乘虛而入，竭力倡導《西遊記》“邱作”說，把《西遊記》這部與《水滸傳》“並馳中原”的奇書劃入邱處機名下，其本意即在宣揚邱處機的豐功偉績，並藉此為邱處機翻案。

《西遊記》多有佛道論衡的描寫。因為唐僧木訥，不善言辭，佛教一方常處下風。如第七十八回“比丘憐子遣陰神金殿識魔談道德”描寫三藏與比丘國妖道金殿論辯，白鹿道長“骨之堅修、神之最達”，出口成章，氣勢恢宏，攻訐佛儒，獨尊道教，公然宣稱“三教之中無上品，古來惟道獨稱尊”，贏得“滿朝喝彩”，唐僧“不勝羞愧”怏怏而退。本回故事本意在揭露比丘國王佞道昏庸、戕害小兒，但汪淡漪卻看到了其中佛道兩教的沖突，他說:

窺邱祖之意，豈真以不肖待吾黨哉?蓋祖韶年訪道，閱歷最多，灼見夫道弱魔強，不得不汲汲為舜跖之辨。至若萬壽山之鎮元，玉真觀之金頂，高矣，善矣，又孰敢置一喙耶?(汪淡漪《西遊證道書》第七十八回回評)

指出兩教辯論之實，並以鎮元、金頂兩大仙戰勝孫悟空的事實來印證道教戰勝佛教。在汪淡漪看來，這一則“金殿論道”即是歷史上佛道論衡的形象體現，道士力壓唐僧也成為一次道教戰勝佛教的美好想象。

與《西遊記》“邱作”說相適應，道教徒不遺余力地吹捧宋元時代的全真教。道教自東漢後期形成，經過不斷改革、發展，至宋元明三代，分宗分派十分繁復，清代，隨著外來宗教和民間宗教的崛起，道教日顯衰落，失去主導地位。干隆年間(1736—1796)宣布黃教為國教，《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對藏傳佛教中諸如達賴、班禪等大活佛轉世的有關制度，作了明確規定，並且成為朝廷固定的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供世代遵循。道教作為漢人的宗教，地位隨之下降；到了道光(1821—1851)年代，又取消了傳統的張天師朝覲禮儀，道教再受打擊。再者，明清之際，實學昌盛，西風東漸，中國社會思想活躍，文化多元，呈現前所未有的激蕩、生動局面。在這一社會文化大背景下，道教徒感受到自身危機，急於將自家思想回歸正統，於是借助對《西遊記》的評點，以邱處機為基點，奉全真教為道教正統，不僅繼續與佛教為敵，而且對道教內部各種旁門邪說進行清理、批判。如蘇寧阿《悟元子注西遊原旨序》認為:對於道學，“既有悟者，即有昧者”，昧者即各種旁門邪說，悟者即邱處機《西遊記》。他奉《西遊記》原作者邱處機和《西遊原旨》評點者劉一明為“二悟子”，直謂“長春邱真人，復以事明理，作《西遊記》以釋厄，欲觀者以事明理，俾學人易悟。悟元子劉先生《原旨》，其所未備者備，其所未明者明。使讀《西遊記》之學人，合而觀之，一剎時間，爽然赫然惺悟於二悟子之悟矣。”(蘇寧阿:《悟元子注西遊原旨序》)兩者珠聯璧合，全真教得以發揚光大。

凡此可見，從清初汪淡漪《西遊證道書》到干嘉年間棲云山道士劉一明《西遊原旨》，《西遊記》道教化逐步深入，道教徒蓄謀已久攘奪《西遊記》的意圖昭然若揭，由此還顯露出《西遊記》文本發展的必然性和某些宗教文化的隱伏線索。

《西遊記》被清代道教徒攘奪，無疑是令人詫異的文學現象，對此作理性考量，可知其並非偶然。《西遊記》無端“褻瀆聖僧”，導致佛教徒的疏遠、敵視，所以“神魔”載體之是非功過值得研究。汪淡漪《西遊證道書》對《西遊記》作道教化“誤讀”，在道教文化上含有創建，卓有成效，是道教攘奪《西遊記》的肇始者。後來之道教徒，一以既往，堅持《西遊記》的道教化努力，直至《西遊記》花落道家。考察清代《西遊記》文本發展實際，可以看出隱伏其中的某些宗教文化(如佛道論衡)的歷史線索，其作為評本的自身價值尚在其次。（愛思想網站2016-03-03）